新中国之“牛黄上清片”

【配方】牛黄、薄荷、菊花、荆芥穗、白芷……

说明：糖衣片，除去糖衣后显棕褐色；味凉、苦。

乐松生研发出了中成药片剂。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乐松生信任新政府，贡献出自己的大宅供部队使用，借钱购买大量政府公债。当年45岁的乐松生幼时受教于家塾，青年时就读北京汇文大学堂，善于经商，有轻财好施之名，性格活络。

在南方，1949年1月，14岁的少年冯根生进入“南有胡庆余堂，北有同仁堂”中的胡庆余堂做了这里最后一位学徒工，不久后胡庆余堂转型成国有企业。

1951年，在一次会议上，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对乐松生说：“新中国要振兴中药，乐家责无旁贷”。乐松生立刻投身研发，历时一年多。1953年，满怀对新社会感情的乐松生将这种改变剂型后的几种同仁堂药物郑重地作为国庆四周年的献礼。

共产党人按照前苏联模式将整个中国经济纳入计划控制中。195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

这一年，在乐松生的召集下，乐家四大房最后一次坐到一起，商讨家族字号的前途命运，四大房的家族成员最终在公私合营的申请书上签上了名字。在一份现存于同仁堂博物馆的泛黄的《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复制本上可以看到，协议甲方为“北京市地方工商局”，乙方为同仁堂乐松生。1954年8月27日，随着乐松生在这薄薄一页纸签上姓名，乐家拥有同仁堂300余年历史戛然而止。

两天后，大栅栏，庆乐大戏院。“同仁堂实现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召开，领导讲话、文艺演出……历时长达六小时，庆祝活动异常隆重。

乐松生第二天仍然来到同仁堂上班，继续担任经理，他所熟悉的同仁堂大栅栏店铺照旧高悬着有300余年历史的“同仁堂”老匾，从店门看去，生意依旧兴隆，不同的是，在同仁堂古色古香的对联“灵兰秘授”、“琼藻新栽”旁边，多了一些新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从这个大门迎来了政府派来的管理者。

1955年，乐松生被北京市人代会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这一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药材公司北京市公司成立，同仁堂制药厂被划归这一公司管理，同仁堂被合并到“宣武区药厂”。同仁堂药店归大栅栏红旗街道管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后，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伪战火，300余年后被毁。此后，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慕“同仁堂”之名的顾客在大栅栏再难觅其踪。

1968年，乐松生含冤去世。

“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里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堂工作。”乐拯说。现年37岁的他是乐家第十五代。2003年他从德国留学、工作归来后加入了同仁堂集团，现任品牌管理部副部长，是乐家唯一一位在同仁堂工作的后代。

“这可不行。”李建勋说，文革前后，他看不上批发来的药材质量，有时麻袋里还有好几斤土，当时他已经担任同仁堂大栅栏店总经理，组织了十来个员工，成立“加工小组”，对药品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就二次炮制，“同仁堂这300年的牌子，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李建勋一句话向员工说了无数次。

时间退回到1957年春季，一件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国内数个地方爆发严重流行感冒，史料记载，当时仅仅北京市就有总人口数百分之四五十的人患上感冒。这H2N2型致命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后来迅速蔓延为“亚洲大流感”。在中国，当时抗病防病的主要方法就是中药，同仁堂的药，特别是银翘解毒片，常常卖到断货。同仁堂还专门设立了感冒专柜，为学校、厂矿送药。大流感在中国当时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并不高，至今部分专家仍然认为，中药的功效不可忽视。

李建勋还记得，1990年9月21日，北京亚运会开幕的头一天，从大栅栏出来的行人，很多手拿同仁堂药包往外走。因为此时很多海外华人回国看亚运会，一下飞机就赶到同仁堂买药。李建勋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销售额高达42万元，是平时的一倍多，全街百货零售店30多个，同仁堂占了当天总销售收入的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