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移动想打造一个适用于运营商的移动操作系统,联想移动则亟待一款明星产品重振士气。这个代号OPhone的成果能否让他们得偿所愿?
2009年初,当日本科技业大亨孙正义去往中国移动,他见到了老朋友黄晓庆。自1995年以来,他们从不缺乏合作机会:黄时任UT斯达康公司CTO,而孙正是此公司大股东,不仅如此,孙正义的雅虎BB有不少项目正是由黄晓庆的团队参与。
但这次,黄给了孙正义一个新的“玩具”:一台被称为OPhone的手机。观看过黄晓庆的演示,孙很快让软银的研发团队飞到中国,进行细节研究。最终,孙正义给出了一个结论:“We’ll do it”(我们做这个)。
作为风靡全球的iPhone在全世界用户习性最特殊的电信市场日本的运营商,孙正义会如此轻易的被一部手机打动?
答案是否定的。一款手机的具体特质虽然会影响它的销售,但更重要的是,中移动打造了一个极度重视移动运营商利益的移动操作系统,这意义深远。迄今为止,无论Symbian、Windows Mobile、Android还是iPhone OS均掌握在终端厂商或软件、网络服务商处,它们更多从终端设备使用角度展开思考——在很长时间里,直接掌控用户的移动运营商并不觊觎此市场。
改变正来自于iPhone。自2007年发布以来,它仅售出3000万部,不足全球手机销量的3%。但它展现了一个足以令运营商们惊恐的未来:用户对于手机的应用,更多依赖于苹果的增值服务而非运营商。如此继续下去,电信运营商将变得更像默默无闻的自来水管公司。这是个不堪设想的未来。
正因此,8月31日当中国移动为OPhone的发布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发布时,站在它身后的正是联想移动、HTC、飞利浦这样的移动设备商,还有日本软银、英国沃达丰的代表。后者是多么希望中移动成功,毕竟,在此之前英国沃达丰以及日本NTT DoCoMo都曾做过相关尝试,成绩寥寥。
据说,一年前,沃达丰曾苦口婆心于劝说中国移动使用它所推动的LiMo平台。但现在,其代表瞠目结舌地拿着OPhone问:“你们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个好问题。
表亲Android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OPhone并非从零做起。它与谷歌的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基于Android平台、且长期与之兼容。但除此外,就是中国移动的心思:更多的运营商服务、运营商的软件平台、以及围绕运营商建立的产业链。
这一切可追溯至2006年王建宙特约黄晓庆来中国见面。当时,中国移动正希望以研究院的形式进行一些主动的技术创新,而黄正是他眼中院长的最佳人选。
虽然未能阻止UT斯达康的陨落,但黄晓庆被业界视为“聪明而阳光”,尤为难得的是,长期驻扎硅谷的他,是极少见能在科技思考层面不落后于美国同辈者。他很快就为中移动设计了一个似乎过于遥远的目标:一个针对智能手机的移动操作系统。
其实,2007年1月初加入中国移动研究院时,黄晓庆发现研究院已经有人在研究手机操作系统的问题,只不过,彼时的研究院并没有任何方向可以发展,他们只是在积累资料,在思考是否应该做Linux,或者是像做飞信那样,只要满足集团总部的业务需求就可以了。
正因此,虽然早在2006年,谷歌就找到中国移动,表示谷歌想做手机操作系统,甚至安排研究院与Android平台的创始人安迪·鲁宾进行过一次电话会议,但这次会议的收获并不大。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议只是在中国移动不断的提问中度过,谷歌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架构呈现给这个潜在的大客户。
黄晓庆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久居硅谷的他不仅与安迪·鲁宾是老相识,而且,黄晓庆的雄心在于,不只与谷歌结盟使用操作系统,还要在此基础上彻底开发一套针对运营商的平台。双方一拍即合。
据称,为了支持OPhone的发展,谷歌与中国移动达成了一份协议,其中承诺谷歌将对中国移动开放更多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换言之,相比于HTC的Android平台,中国移动的OPhone平台将能够得到更多的应用授权。
不仅如此,黄晓庆还找到担任KPCB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及谷歌董事的约翰·杜尔,这个当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投资专家在与黄谈到兴奋之处,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正在纽约开会的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询问其如何看待与中国移动合作的事情。电话那头,施密特表示他十分支持这次合作。这无疑是颗巨大的定心丸,当杜尔级别的投资专家、谷歌CEO以及Android平台主管都对此点头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能呢?黄晓庆保持着一贯的自信,他告诉杜尔:“你要相信,第一亿台Android手机会从中国移动出去。”
这个项目的确需要一名乐观超过常人的领导者。当时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内部,并非没有质疑声。一方面,有集团领导认为与谷歌的合作太具挑战性,会很麻烦。另一方面,大家对于一款操作系统的就此诞生并不乐观。黄深知,不乏有人都默认这个项目的必然夭折。
时至今日,黄晓庆回忆起颇为艰难的2007年,仍不由得感慨:“幸好当时王建宙王总让我放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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