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我想现在这个阻碍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到主要阻碍我想第一个恐怕就是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这个城市化迟迟的不能够被推动，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它没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地方政府它有一个预算，它是正常的财政收入都是被用于“人吃马喂”了，它这个机动财力是很少的，那么土地出让金收入是他现在最大的一块机动财力，据有的统计，好像说土地预算大概相当于正常预算的60%，甚至在有的城市会更高，那么地方政府的批租既然是有这么大的一块利益在那摆着，那么他如果拿出来给城市的居民或者说是进城的农民工盖那些不能获得批租收入的土地，他恐怕就很难了，但是呢，你不让他收这一块呢，他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财政讲究“财权”和“事权”要统一，你有很多责任要让地方政府去负，那么你不让他有这一块收入，那他这个事情他就不要做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要让他的财权和事权统一，不要让他收这块钱，让他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牵扯到财政体制的很大的一个改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财政体制是以分灶吃饭为特征的，比如说像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那么拿到这个税源以后，中央和地方要统一分成的。那么但是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听说都没听说过，中央和地方要分灶吃饭，没有这个事情，他们是一种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就是这个联邦税收，像美国联邦税收集中了大概是80%多，90%，甚至是这样的比重，那么大概有10%上下的税收是州的税收，那么地方要干什么事情，中央根据他们的需要再给他们返还税收。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有这样一种财政体制，才能够让地方的那种土地的这种批租收入和他们地方的利益脱勾呢，我想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可能能够实现这种，就是把这个城市化的这道藩篱给他拆掉，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阻碍。还有一个呢，说起来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一方面，我们土地非常稀缺，可是另一方面很多城市是“限高”的，比如说像上海，像北京，就是容积率只给到4就不给了，这个我曾经计算过，就是中国的，我们用建筑面积对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之比，这个叫“城市的毛容积率”，毛容积率在日本是2。

　　主持人：咱们国家是多少呢？

　　王建：中国平均不到0.6，像上海这样才到0.8，北京的只有0.3几，像台湾省大概是1.2，我们的香港是1.6，北京怎么这么低呢，怎么上海这么低呢，所以呢就是，对于对现有的旧城市进行改造，提高容积率，从现在的“限高”变成一个“限低”，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这是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观念当中的一个转变，如果没有这道藩篱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房价也不会这么高。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户口问题，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给农民一个城市户口，可能人家已经不想要了，因为在农村这个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之后，他别的什么他也得不到，只是一个城市户口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进城以后，他们需要有一个社会保障，比如说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像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他，那么还有呢就是住房，应该给他一套廉租，因为农民，刚一开始经济底子是很薄的，但是像这些制度我们现在都没有，可以说都没有，还有一个牵扯到就是不光是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以后，他在农村的土地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土地怎么处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化的过程还牵扯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