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你看，一方面来说城市化的预期推高了房价，现在翻过来呢，高房价又阻碍城市化，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那么他们应该说两口子在北京干的也比较成功，也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车，最后为什么回去了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在甲流，打疫苗的时候，他的孩子上小学，但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人家别的孩子打，他的孩子不能打，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刺激；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上了小学以后，父母要从家乡来了以后来照看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这样的话原来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就不够住了，他们本来也打算去改善一下住房，结果碰到去年那个房价高涨，原来的计划就泡汤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商量，成都正好也有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好，我们回到老家去，他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从他的这个选择上来的话，好像他是一种逆城市化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王建：刚才刘戈讲这个故事，其实他还是讲的很多城市白领，他们现在因为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房价太高了，他过不下去了，他走了。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化，它话的是农民，它是让农民取得市民的身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亿农民工，这两亿农民工本来他已经参加了城市的经济建设过程，他应该是带着老婆孩子在城里边来居住的，如果一个家庭是四个人，我们现在农村统计，就是一个家庭大概四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有8亿人在城市居住，这么大量的农民工，当他们转换身份的时候，那你说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对房屋的，住宅的需求，那么是不是房价就成为阻挡他们的更大的一个阻碍了，因为白领，至少还有个几千块钱，但是农民工一个月千把块钱，这样的话，对于北京像四环以里的一平米33000的这样的价格，谁受得了呢？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对于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它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不断上升的。比如说像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几十块钱，那么到现在国家给我们也是几千块钱了，那么这个工资上升的过程，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它的价格提高的过程，土地作为一个要素它也是要上升的，而且土地它应该上升的幅度更大，因为在中国我们人是富余的，但是土地特别稀缺，那这样的话，当然高房价就是一个阻挡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持人：确实这个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居者有其屋，那么让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能够有一席之地，居住的一席之地，其实政府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从宏观调控的这个角度就盖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现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