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基金会近几年已经开始大量投资于能够帮助世界贫困人口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创新。全球长期饱受饥饿困扰的人口超过10亿，大多是小农群体。他们需要提高生产力，其额外收成可以贮存起来用于歉收年或是出售。这样就有钱送孩子上学。我们还需要养活未来50年地球增加的30亿人口。农业相关人士对增加生产力和确保可持续性都很关心。尽管这两个方面往往被视为相互排斥，实际上却颇具互补性。它们都依赖于创新，包括新型种子、更好的农业培训、更容易获得投资并进入市场。《温饱亿万人》（MillionsFed）这本书记录了最近一些成功的农业创新，可以在www.ifpri.org/publication/millions-fed下载。

    为了获得更好的种子，科学家们找到两个备选方案。它们的特性都很具有吸引力，比如适合当地环境或者产量更好、抗病性更强。这样可以结合二者的优良特性，培育出一个新型种子。通过育种获得更好的种子，这种方法已经使用了数千年。当你看到原始的大刍草，也就是今天玉米的祖先，很难相信两者存在关联。这种改变完全归功于人类的育种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为种子改良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是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样本，以及使用数据库跟踪不同条件下生长的成千上万种植物。这提高了传统育种过程的速度。第二，是检测植物基因序列的能力，就像检测人类的一样。我们已经部分地了解了基因哪些部分控制哪些特点，所以两种种子杂交时，可以通过新种子的基因序列知道它是否具有我们想要的特性。这叫做标记辅助育种，它显著加快了杂交育种过程，因为研究人员不必等待种子成长，就可以知道育种是否成功。最后一项是转基因技术，不是仅仅用杂交育种来创造新的种子基因组，而是提取一个基因并将其插入。一些人对这个方法仍有争议。但是，经过适当的安全审查，这项技术可以用来创造抗病耐旱农作物。这样的农作物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创造，它每年可以保护数十亿美元的收成，增加百万吨粮食供应。

    最积极应用这些现代技术的是富裕国家的高价值经济作物。和卫生健康领域一样，目前没有很大的市场激励人们将最新科技用于贫困人口需要。基金会的做法是资助那些侧重发展中国家特定种植条件的项目，以及贫困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我们的资助款项大部分涉及标记辅助育种，但也有几个涉及转基因技术。

    去年12月，我在肯尼亚内罗毕访问由科学家科勒姆（SegenetKelemu）领导的BECA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室正在进行最先进的标记辅助育种，用以改良高粱、木薯、玉米。这样，农作物就可以生产更多粮食，并且抗虫抗旱抗病。科勒姆在埃塞俄比亚长大，出国攻读研究生，在其他国家工作了25年。但她选择在2007年回到非洲，致力于培养一代植物学家，以终结非洲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她组织的团队以及他们与整个非洲育种人员的共同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对于某些产品，比如高粱，即使一种种子已经具有全部应有的特征，他们还必须开发符合当地口味的多种品种，因为与富裕国家的玉米或小麦不同，没有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标准形态。

    富国的慷慨援助

    农业和卫生方面的改善严重依赖富裕国家的慷慨援助。但是它在对外援助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很多人印象中的小很多。健康援助由1990年的56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218亿美元，不到富裕国家当年所有对外援助的14%。而这笔钱的使用效率却是惊人地高——挽救一个生命的成本远远低于富裕国家的十分之一。

    2008年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共1210亿美元，具体数据可参阅http:stats.oecd.org/qwids。我密切关注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政府的慷慨解囊是长期成功的关键。

    由于预算赤字，对外援助很可能被削减或无法大量增加。左边的表格是一些国家的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的百分比，其中很多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赤字水平。

    公众可能不会把保持高额对外援助列为优先目标，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成效如何。一些国家在冷战时期树立了对外援助的形象，当时是用金钱来购买对独裁者的拥戴，但对援助使用的控制却很少，难以确保款项用得其所。我们需要获得远远高于目前所拥有的关注度。ONE组织是帮助我们的重要伙伴，他们同时拥有波诺（Bono）的光芒和优秀的团队。10月，梅琳达和我做了一个演讲说明政府健康投资的良好运行情况，名为“鲜活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LIVINGPROOF:WhyWeAreImpatientOptimists），可以在www.livingproofproject.org观看。这一版本侧重于针对美国的捐赠，但其中的信息更适合传递给比美国还要慷慨的富裕国家。

    衡量援助慷慨程度的最好指标是看捐赠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最慷慨国家——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卢森堡——它们的对外援助占GDP的0.72%至1%，非常了不起。欧洲其他捐助国的比例大部分为0.3%至0.5%，多数已承诺在2010年前达到0.51%。法国历来是欧洲最大的捐赠国，但在2005年前后，其援助额实际上减少了一些。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在过去几年都大幅增加了援助，现已接近或领先于法国。即使在贝鲁斯科尼政府之前，意大利在欧洲捐赠国排名表中的位置也是靠后的。如今，贝鲁斯科尼政府又削减了一半以上的对外援助，这使得他们在欧洲捐赠国中就倍显吝啬。这些削减将反映在意大利2009年的援助数据中。鲍勃?格尔多夫（BobGeldof）说得好，意大利政府“把预算平衡建立在贫困者的负担上——多么可耻啊”。6月，我与贝鲁斯科尼总理会面，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更多支持，但未能成功。这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仍然认为，意大利民众希望像其他国家一样慷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重要的捐赠国，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32%和0.29%。日本曾经非常慷慨，而且做出了一些重大承诺，不过他们的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0.20%。除非新政府积极改变，否则将无法达到其承诺的水平。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努力动员俄罗斯、中国以及富有的石油国家进行大规模捐赠，但到目前为止数目依然有限。不过，韩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去年的捐赠额超过8亿美元，占其GDP的0.09%，他们承诺在2015年前增加到0.25%。

    从绝对数额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捐赠国；但以比例计算，只有0.19%。近年来，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用于重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果国会通过奥巴马总统捐赠额加倍的提案，那么美国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一个非常可敬的范围。

    援助预算可能会变化，赤字并不是唯一原因，各国政府还将增加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投入。去年12月哥本哈根峰会的最终文件谈到，未来3年每年筹集100亿美元，到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以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超过最富各国目前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三。

    我担心，这些资金的一部分会来自于对其他类别援助的削减，特别是卫生健康领域。即使这1,000亿美元中只有1%源自疫苗资助的削减，那么死于可预防疾病的儿童可能会增加70万。从长远来看，在卫生方面省钱并不划算，因为健康的改善，包括自愿计划生育，会引导家庭规模变小，从而相应减轻对环境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