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黯淡前景和光明未来的区别所在

    正如其他我们正在开展工作的地方一样，在印度，穷人们所需要的远大于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争取更多的钱很重要，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足以解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梅琳达如此坚信创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同样成本下做更多的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曾经有很多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境况——使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大约两倍，带来了便宜的能源和食物。但总体而言，社会却在创新上缺乏足够的投资，尤其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可以造福穷苦人的创新——这个领域投资太少了，因为穷人是无法创造市场需求的。第二个就是教育或预防性医疗服务——因为那里没有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来告诉市场如何挑选最佳的创意。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从现在算起十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健康、教育、能源或粮食生产上的创新，那么肯定是一幅非常黯淡的图景。富人花在健康上的开销会更高，而其代价则会是迫使穷人滞留在今天一样的不良景况里。在美国，教育花费的增加意味着更少的人可以获得较好的大学教育，而K-12教育（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2年教育——译注）在贫困人口中将继续效果不佳。我们将不得不提高能源的价格以降低消费，而穷人将受累于更高的能源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在粮食上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短缺，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正在增长的人口并提供其日益丰富的饮食。

    但是，我乐观地认为创新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灰暗的前景。在美国，在线学习以及其他途径的进步将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良好的教育。因为疫苗、药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善，贫穷国家将越变越好，而人们也会选择保持小规模的家庭。有了更好的种子、培训和介入市场的途径，穷国的农民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世界将找到清洁的方式来进行低成本发电，而更多的人将摆脱贫困。

    尽管创新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政府、私营企业和基金会可以通过做很多事情来推动它。富裕的政府需要在研发上花更多的钱，比如：我们在健康和教育领域需要更好的评估系统来判断哪些努力是奏效的。

    梅琳达和我认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投资于那些不被资助的创新项目。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在科技领域的背景，同时也因为考虑到基金会的规模和能力可以在立足长远的基础上在探索新方式上承担较大风险。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时就对我们说，“不要只做那些比较保险的项目。在这场游戏中，你可以批处理1000个项目，却实际上并没做什么重要的事。如果你愿意承担那些真正的难题，你完全可以少做一些。”我们支持在教育、食物、健康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创新，比如穷人储蓄等。在后面，我将谈到为什么我们目前不认为基金会应该进军能源领域。

    我们有一个框架来决定在哪些创新领域我们是落后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如果某项创新被证实有效，那么让它持续下来的成本要远低于它所能带来的益处。这样的话，即使当我们不再参与其中了，人们或政府仍会愿意保留它。很多项目并不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我们就不会涉足。此外，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寻找优秀合作伙伴的能力，这些团队的人们应该在获得足够多资源的情况下，在五至十五年内取得明显效益。

    我们的框架包括资助一系列的项目，而它们存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低风险的项目是那些在小范围内已经证实有效的创新，而挑战就是如何把成果更大规模地进行应用。高风险的创新要求新工具的发明。有些处于科学的前沿，比如发现一种新的药物并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看其是否有效。其他高风险的努力还包括改变社会行为等，比如说服在感染艾滋病病毒上存在高风险的男子进行包皮环切术。

    对于我们而言，事先理解那些有可能阻止一项创新得以成功推广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缺乏熟练技工或是电能都可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在对教师的工作中，我们需要一种可以衡量他们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为教师们所欢迎，而不应该让他们因为感觉太不切实际或是变幻莫测而拒绝使用。即便是在我们尽最大努力理解各种挑战的时候，也需要设立中期里程碑。由此我们可以看看在科技或是实践推广中所遇到的限制条件，之后或是进行调整或是决定将项目终止。我们的重心放在强大的项目测量系统上，并且对于结果无论成败都愿意予以分享。创新会被更迅猛地推进，当各方面可以在彼此工作之上进行建造，并且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至于实例，我在前面的图表里列出了基金会正在投资的九项创新。这些创新按照基金会的三个不同的工作领域进行了划分。整体而言，我们支持着大约30项创新项目。尽管表格中只含一个新疫苗项目和一个新种子项目，我们实际上在多种疾病疫苗（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等）以及多种作物种子（玉米、水稻、小麦、高粱等）项目上都有投入。针对每一项创新，我列出了时间表、最终受益人以及限制因素。只有少数我们做的事情中（比如紧急灾难救援和奖学金项目）不符合这个模型，但是基金会有超过90%的工作都是按照模型方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