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赌博

“OPhone的很多细节都是在赌博”，梁军承认。

梁军的生活几乎被O1占据了。他使用的是O1手机，这些手机可能随时都换成更新的版本。他的钱包里随时都装着一张写满各种命令以及方法的纸，上边记着如何在手机中捕捉所发现的O1的问题。有时，即便是中午休息，他都需要利用“午餐会”的方式与其他工程师进行沟通。

显然，O1因为其使用的是中国移动自主开发的OPhone平台而备受瞩目。梁军要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联想移动，还有中国移动，以及外界的期待。就算是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也可能随时反馈给他关于O1的问题。

王建宙大概从四个月前开始试用O1。一次，他在用O1跟客户通电话时，发现手机总是出现回声。王建宙立刻把问题反映给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又由黄转达给梁军。要知道，在OPhone上出现任何问题，对于黄晓庆和梁军来说都可能将面临一场艰难繁复的工作。

客观上看，中国移动研究院与联想移动的初衷难免出现不同。前者更倾向于新技术的提出，尽可能的体现OPhone操作系统的前瞻性。而对于联想移动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要能够确保手机在销售上的吸引力，这就说明，从通话的音质，到不同尺寸的图片显示在屏幕上是否会变形，再到手机电池到底需要多少毫安，联想移动都必须考虑周全。

一般来说，手机的工业设计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OPhone则花了联想工业设计团队将近5个月的时间。这在整个手机的研发和制作过程中占据了三分之一，几乎是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是什么让OPhone的工业设计用了五倍于以往的时间？

联想移动正式启动OPhone项目，是2008年4月上旬。不久之后，他们就拿出了4、5个设计方案。多少出乎意料，中国移动给出的反馈意见中，没有太多具体建议，却更像一个标准的设定：要有震撼力。

为此，工业设计团队负责人全兴（化名）专门给团队买了一台3G版iPhone，试图通过分析iPhone来找到一些可以为联想所借鉴的东西，包括其形态、表面处理方式、甚至每个细节的处理方式。

足足用了3天的时间，他们将iPhone设计上的优缺点逐一列出来。其优点在于，整部手机的设计很简洁，侧面采用曲面的方式让人操作起来感觉非常舒适。但让他们觉得仍有改进空间的是，这个极简的设计使iPhone的正面在黑屏状态下显得有些单调——所以，iPhone的宣传图片普遍采用了手机显示屏被点亮的状态。

在联想将样机拿给中国移动看时，他们认为机器从侧面看略显厚重。于是，全兴的团队以及移动研究院的刘超针对产品的侧面和曲面进行了调整。当时的手机整个侧面都是电镀圈。这种反光的材质从视觉上容易增加手机的厚度。之后联想将一条黑色的夹层添加进去，这样会让整个侧面看上去更尖，机身也随之更薄。然而，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在内部的沟通中，麻烦似乎更大。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原则，在“殊途同归”的过程中，沟通成本不得不上升。对于一款手机来说，其内部结构和外部设计必须很好的契合才能做出一部完美的手机。这需要工业设计部门与结构部门进行无缝沟通。

而结构部门在考虑外观时，会第一时间想到操作的可实现性，包括手机的内部空间是否会受到压迫。如果一个手机的曲面设计同时也缩小了内部空间的话，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而工业设计认为，手机的外观是第一位的，很多东西几乎无法妥协。

在这种头脑风暴中，两个部门最大的分歧发生在O1正面的镜片尺寸问题上。

O1显示屏的边框与正面整个镜片边框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富余空间，因为触控屏幕的触点反应必须由一些线路的传输来完成，而这些线路就要依靠这个富余空间而存在。矛盾在于，如果保证屏幕够大，而且富余空间也够大的话，必然会影响整机尺寸。但主打轻便、轻薄的O1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设计。

事实上，全兴开始拿给结构团队的手机在尺寸上比最后版本的尺寸要窄零点几毫米。但是，由于结构团队认为空间不够，他们要求全兴加宽镜面。当时已经是2008年9月，正处于O1的后期优化阶段。时间紧迫成为了又一个重大压力。全兴就此问题与结构部的项目经理以及结构主设计师沟通时，甚至一度有些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坚持外观效果，手机只能保持原状。毕竟，镜片变宽之后，周边的曲面就会发生变化。这对手机的外观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双方都不肯妥协的情况下，结构部门从台湾和韩国请来了做屏幕元机件的厂商，希望他们能够在技术层面上来帮助O1尽可能地缩小屏幕尺寸。最终，结构部门以及工业设计部门都做了妥协，工业设计在尺寸上进行了不足一毫米的微调，好在肉眼是看不出这些调整的。

无论是移动研究院研究OPhone，还是联想移动研究O1，在任何一方面的反复考究，都折射着他们对于OPhone的战战兢兢。“很多用户跟我们说，诺基亚、三星、多普达不同公司的手机有不同的优点，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集合到一起呢？这就是OPhone希望达到的。”中国移动集团总裁王建宙对《环球企业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