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我国已从轻纺工业转入到了重化工业阶段，相对较多的民营经济留在了轻纺工业领域，而没有更多地进入到资源性、基础性以及重化工业领域。

　　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以及电力、煤炭、石油等重化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比较复杂的技术投入，民营企业一般不能靠自身积累来解决这个问题。

　　与其一家企业投资，不如通过资本市场让多家企业共同投资，共担风险，促进家族企业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变。因此，有效动员民间投资的机制就是加快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

　　虽然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普查数据并没有表明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但是，在这一轮投资扩张中，却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之所以如此，我认为，这直接与银行贷款的流向结构相关。据统计，2009年前4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增长39.3%，非国有经济投资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前几年增长水平，这是多年没有过的，反映了当前投资中民营经济参与不足。再如，2009年第一季度与2008年底相比，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及个体户的短期贷款占全国短期贷款余额的比重毫无增长，仍然为9.3%，中长期贷款基本与小企业无缘。

　　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对大量贷款的获得与使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地走出低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这种现象的出现仅仅与这一轮的扩张政策联系起来，那么，随着我国经济的正常化回归，这种扩张政策所产生的这种现象也就会自然消失。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不会自动消失。因为在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背后已经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即我国的工业化已经从轻纺工业转入到了重化工业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轻重工业比重从4：6变为2007年的3：7，在这种阶段性变化中，民营经济没有大举进入能源、电力、通信等一些基础性行业、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些资源性行业和钢铁、汽车、造船等一些重化工业。数据表明，与国有经济相比，虽然民营经济也发生了向重化工业的转变，但转变的比重要比国有企业更低一些，换句话说，相对较多的民营经济留在了轻纺工业领域，而没有更多地进入到资源性、基础性以及重化工业领域。

　　既然我国经济发展需求转到了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极大需求，为什么较多的民营经济没有相应的进入到资源性、基础性以及重化工业领域呢？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会自然想到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着政策与制度上的准入限制，事实上，在国务院出台的《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已提出了要在垄断行业改革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与渠道，特别指出了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等传统垄断性行业”。温家宝总理在岁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又明确指出“凡是没禁止的，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的看法。北京大学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仅有6.7%的民营企业认为进入新行业存在“很大困难”。既然基本上没有制度与政策上的限制，为什么民营经济还是难以进入这些行业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以及电力、煤炭、石油等重化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比较复杂的技术投入，民营企业一般不能靠自身积累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银行贷款或资本市场得到融资的企业才有可能进入。如果企业在银行中得不到相应的贷款或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地融资，那么，企业就难以进入重化工业领域。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进入轻纺工业显然不同于进入重化工业。虽然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数量与比重历来都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说，2009年，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还有41.4%的民营企业没有获得过任何银行贷款，仅有23%的企业享有过政府、银行提供的融资优惠政策。但民营企业进入轻纺等行业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可以通过自我积累以及亲戚朋友的相互借款来解决初始资本的来源问题。到了重化工业阶段，这种方式已不能支撑民营企业对巨额的资本需求了。

　　进一步说，即使个别的民营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些行业，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重化工业以及资源性项目投资长、资金需求量大，仅由一个企业投资，投资风险就全部落在了这一家企业身上，所以，为了分散这种大项目的投资风险，与其一家企业投资，不如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让多家企业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这就推进了家族企业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变。20世纪初美国汽车、铁路以及建筑等重化工业发展与大量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变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这个方面的例子。自21世纪以来，我国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对现代股份制企业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但是，大量的民营经济依然以家族投资与管理为主，并没有发生像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所说的一次企业管理性革命，其结果，与股份制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进入重化工业就变得相对困难。我认为，这是当前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所在。

　　当我国经济转向了重化工业阶段，而民营企业并没有相应的跟进，这就发生了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配置在不同行业的情况。如果把我国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看成是一个产业链，我们就会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一方面因出口增长受阻而闲置的产能主要是消费品行业，但是目前扩大投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原材料行业。虽然2009年以来的投资扩张政策有利于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看，这种原材料行业的增长过快，产品销售不出去，就会导致产能过剩的风险。这是一个从上游到中下游的产业链。其中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上游行业，而民营企业主要部分在下游行业。在这一轮扩大投资中，上游产业受到大量投资的拉动而较快地增长，而下游行业受到了国内消费市场的约束而增长缓慢，或者说，上游热，而下游冷，我把这种情况称为产业链条中的“中梗阻”现象。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说法，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力不如民营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不同行业中的不同分布，就容易产生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的“中梗阻”现象，这是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后而资本市场没有得到匹配性发展而制约了民营经济进入的必然结果。这种中梗阻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一部分上游行业产能过剩下，下游行业的需求有限，这只能靠上游行业自我消化，或者，由上游行业的企业向下游行业延伸，形成纵向一体化。这样，上游行业的产能过剩很可能会扩散到下游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使下游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出现大量过剩。二是在下游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虽然有大量的资本积累，但是较分散。在当前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下游行业缺少投资热点，不能通过资本市场将分散的资本有效地集中动员与使用，就会带来资源的闲置。三是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上游行业，这使得上游行业更多地由国有公司把持。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会导致资源浪费严重。

　　要疏通我国产业链中的“中梗阻”现象，除了把资源占用性收益与经营性收益分开，通过对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等资源部门征收资源税以及对土地收益征收地租税，将企业的占用性收益收归政府，而经营性收益归企业，以此促进不同行业之间利润率趋同之外，重要的是，将民间资本更有效地吸引到资源性、基础性以及重化工业等领域上来。这种有效的动员与利用机制就是加快我国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在重化工业阶段，积极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方面制度建设直接相关。一是当我国的市场成长慢于企业数量增长时，企业之间的并购与重组需求会极大增加，而资本市场是将这种需要转化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使得企业重组中的产权交易更便利，更低成本。二是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也是推进民营企业转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前提。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就提出民营企业加速向现代企业转变的需要，但是在现实经济中，这种转变速度不尽如人意，实际上，这与资本市场的发育以及产权交易费用较高相关。只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发生了这种股权结构上的变化，现代企业中的创新行为才有更牢靠的经济基础。三是完善的资本市场也提供了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制度条件。减少行业垄断、增强竞争性的关键在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进入与退出。资本市场就是创造一个资本等要素自由进入与退出产业的交易平台，缺乏这个平台，交易就变得不方便。近年来，虽然经过了快速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还难以支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所以，积极培育各地区的金融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与成长，最大限度地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从而促进全社会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源发生以高效率为取向的重组、并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这应成为今年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制度建设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