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重振增长”，会议将通过“五大议题”来探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一是“去杠杆化”世界中的新型商业模式；二是绿色经济中蕴藏的机遇；三是重新思考亚洲发展模式；四是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五是以创新满足社会需求。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五个方面各有侧重，但释放的主要信息就是力图纠正过去世界经济失衡的发展格局，并探索下一轮健康有序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 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三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问】“去杠杆化”的世界会不会影响“全球化”的程度？

    【答】我想不会。它是世界对“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回归”。但是，在世界重新格局的变化中，也就是说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布局中能否将自己的增长模式再上一个台阶，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

    对上游产言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 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

    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要素市场管制的战略,比如，金融抑制的方法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或者油价、电价等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效率 ”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要素市场竞争力”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它的繁荣与否与这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培育的程度以及企业全球化战略运用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欧美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一直以来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

    于是，中国在下一轮的新商业模式中，到底是继续留在“中游”发挥价格竞争的比较优势呢，还是利用这次“全球化”的新布局来加强自己自主创新、市场培育的软肋，去挑战欧美“垄断”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呢？这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识和齐心协力的奋斗，更需要在“竞争残酷”的国际市场上拿出“智慧”、“勇气”和“实力 ”！

    【问】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为我们下一轮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教训？

    【答】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就是要重新构建“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并由此推进和优化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和分歧目前依然存在（比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等），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引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出贫困的低谷的最好途径还是需要有效地利用好“全球化”的环境。当然，在目前欧美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最近“美元”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新兴市场需求庞大的大宗商品价格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黄金价格近日节节攀升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可能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应），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这方面，来自“金砖四国”的挑战更为明显。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应该要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这是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问】亚洲发展模式是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老师，你也长期关注亚洲的发展，你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目前金融风暴对东亚的冲击，尤其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影响是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影响的是支撑东亚高速发展的出口增长，其次就是被牵连的企业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一直以来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以市场主导的发展理念，甚至亚洲传统的文化，都无法使它们成为替代外需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