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和“美国市场模式”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使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金融体系功能崩溃的局面，但是，东亚各国外汇储备保守的投资方式（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由此带来流动性的恶化后果让亚洲各国深深地感到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这里就产生了深刻的迷茫：一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亚洲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很多亚洲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创新的信息生产成本会不会因为透明度的提高让财富掠夺的竞争对手“搭了便车”；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培养一批能够肩负高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如何设计一套与美国现在所为股权激励模式完全不同的奖惩模式，从而弥补亚洲金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过多依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弊病，另外，全球化事实上带来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亚洲今后如何保证健康的合作，还是自身发展内需主导的“自立” 模式？等等，这些都是亚洲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亚洲之所以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中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支撑了美国信用膨胀和消费过度的失衡格局，美元结算和世界产业分工不断进化的结果——东亚制造出口（石油美元也同样）又加剧了美元财富回流美国的流动性过剩状态。于是，导致了全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本国的财富与美国市场紧密相连从而承担了这场危机时候所扩散的风险。而且，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收益 ”（前期出口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后期经济硬着陆和外汇财富缩水的弊处）的严重背离。“开放”所带来的全球双赢的结果和经济“失衡”所带来的痛苦与无奈交杂在一起，这让亚洲产生了从来未有的发展的迷茫和探索未来合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今天奋起阻击金融风暴的决心和力度让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让亚洲各国对未来发展产生了乐观的预期。尤其是中国政府目前为了摆脱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所产生的尴尬发展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也成了今天亚洲各国学者间热烈探讨的话题。基于作者这段时间来对亚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亚洲除了防范金融危机的“被动合作”模式以外，还应该为亚洲财富的管理和增值创造积极的合作投资模式。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目前尚未形成，以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或亚洲货币来替代疲软的美元和欧元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考虑到亚洲已经拥有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资产，我们提出了向人民币国际化（或亚元模式）“目标迈进”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和“亚洲共同基金”的构想：

    所谓“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也就是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业务，通过一定监管模式和区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而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的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他与美国国内（在岸）市场的最大区别是不受美国利益至上的美国监管模式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影响，由亚洲自身来监督投融资的行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财富寄放在华尔街被无辜滥用的可能性。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业务”，提高金融产品的开拓能力，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的状态，培养一批自己信得过和能够有效监管到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让中国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适应风险并能融入国际规范的“金融文化 ”，这样所创造的金融生态环境恰恰是未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或亚元经济圈）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增强美元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和加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出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基金池”（称之为“亚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风险配套的共享原则，并在各国有序不乱的轮流管理下进行更广范围的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资运作。不再是紧紧拿出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的那种过分强调资产的流动性的被动运作方式，比如只能买美国国债等，而且也能绕开很多阻碍正常投资的非经济因素。真正让亚洲各国带来 “双赢”的效果。而且，亚洲共同基金投资的良好绩效反而能进一步加强亚洲为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实力，再也不会出现韩国对亚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问题。中国应该主动在这方面和亚洲各国政府、业界和学界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合作，为未来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问】最后，你能否跟我们说一下在目前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怎样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让政府用来救市的“输血管”转变成企业和消费者自身健康“造血”的良性循环机制？

    【答】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产业政策先行。即政府先定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之后财政政策进行扶持，而后企业受惠。受惠企业往往局限在一些国有大企业上，这些企业比较容易得到资金。中小企业距离政府部门比较“远”，很难拿到资金。尽管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启动快，有时效果也很明显，但是造成的同构现象（比如，各地纷纷搞新能源、生物技术等等）、恶性竞争（破坏价格、破坏质量）、寻租行为等结果，使得创新成本太大，而作为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往往排斥在创新门户之外，即使受益，也要在国企的“搭桥”下获得项目投资的机会和有限的资金补偿。显然，在危机之下，中小企业由于以往定位的产品附加价值偏低，而新增投资机会又少，所以，抵挡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于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会发生——由于民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必然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资金错配”、“虚拟经济虚假繁荣”的危险局面（人人都来抢吃“面包”，但做面包的人却越来越少，总有一天大家会因为这里的面包代价太高而纷纷撤走资金，从而造成像日本泡沫崩溃那样的悲剧）。为此，中国政府要思考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既可以给一部分大企业一定的资金以进行内部创新，也可以发展美国那样靠外部市场的创新机制以扶持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我想对政府说，中小企业在进入创业板的时候应该“宽口径”审核：国家可以根据专家的报告指定产业发展方向，让更多从事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创业板，哪怕有些企业没有太大的资信条件，哪怕它有的只是隐形的资产，只是一张设计图纸，也可以让他进入市场融资平台。至于投资者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他们，要像美国一样通过市场选择，通过大量的专业化的团队，让他们在大批的企业当中挑选精英。但是对投资团队要严口径，要严格审查投资者的资质，不要让投资团队中夹杂大量的散户进入创业板。日本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它们的纳斯达克在2005年关闭了，当初成立是为了给中小企业融资，但后来这个市场中充斥的都是投机资金，大量散户冲进这个市场，把股价炒得很高，让很多没有增长潜力的企业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融资圈钱，最后一些好企业反而被赶出了这个市场，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创业板需要有慧眼来识金的投资团队进来，而让大量追涨杀跌的散户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会导致新生的创业板走向歧途。所以，中国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定要在投融资的“准入门槛”平台设计上有所突破，让真正的金子在独具慧眼的淘金者面前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