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合作方充满善意信任时，可以适当弱化过程控制，但仍应重视结果控制。弱化过程控制主要是指减少监督式的控制，如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研究进度、查阅研究实验的记录等，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用接触。相反，企业在过程中应该重视增进与合作方的沟通来传递己方需求，分享信息，特别是当创新任务的技术难度较大时，过程中加强沟通非常必要。

　　当对合作方充满能力信任时，企业可以适当增加过程控制，以防范研发方利用专家知识行使机会主义的风险，但要基于一个前提，即己方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与研发方进行对等交流，否则反而容易传递出己方控制能力不够的信号，诱导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第三，重视社会化控制方式的使用。社会化控制也称为宗派式控制(Clan Control)，指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等来减少双方在目标偏好方面的差异，形成一致性的偏好，从而促使成员进行自我控制。它借助文化进行管理，有利于增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适合任务程序化程度和结果可度量程度都较低的任务。社会化控制的手段往往无法明确地设计，一般是通过频繁互动、会面、争端谈判、仪式等活动来实现的。

　　从制药产业看合作创新管理

　　制药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全球制药巨头每年上市的新药多数不是内部独立研发的，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从公司外部购买或与高校、生物技术公司等联合研发。因此，合作创新在制药行业相当普遍。

　　中国制药产业合作创新现状

　　一个全新药物在研发过程中，一般需要十余个不同专业领域的科研团队参与并通力合作，涉及的科研人员可达上百人之多。《自然》杂志曾有一篇关于老年痴呆症药物开发的动物疾病模型研究论文，作者竟有34人之多，来自完全不同的组织，包括两家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一家传统的制药公司、一所大学、一个联邦研究实验室和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所。在中国的制药行业，合作技术创新同样越来越盛行。例如，2008年底成立的“维生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抗生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参与单位达29家之多，涵括了国内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具有最高研究水平的科研机构。

　　对于新药开发合作创新，合约控制权分配的恰当与否，对合作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对上百份中国新药开发合同进行分析，我们整理了新药研发合作创新中涉及的主要控制权(表1)。

　　基于对大样本新药研发合作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在给定出资方出资额度的基础上，出资方拥有的控制权越多，越会削弱研发方增加研发投入的动机，从而削弱研发绩效。同时，少数出资方通过更高的出价换取更多的控制权，这在一类新药的研发后期或二类至五类新药研发中(均为不确定性相对低的阶段)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目的；但在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类新药研发的初始阶段，则会导致控制权配置无效、研发方的激励缺失、后续合作难以顺利推进。通过对一类新药研发合作创新实践的观察，我们发现，出资方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成果的优先购买权，但放弃多数控制权，在成果价值相对明确后通过再谈判来决定后续控制权的分配，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出资方出资后被套牢的问题。

　　研究还发现，中国企业在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创新时，不太注重利用合约控制权的分配对合作创新任务加以管理，合同的签订比较草率，一般参照某些固定的合同文本格式，简单修改后即作为最终合同，甚少仔细推敲合作方之间控制权分配对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使我们相信，合作创新的低成功率与此有着密切联系。根据我们对255份中国1997～2003年新药开发合同的统计，平均每份合同涉及的关键控制条款为4.12项；而美国1980～1995年医药产业技术开发合同中涉及的关键控制条款平均为8.68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