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那次欧洲之行，让我把大众在欧洲的市场打开了，大众后来在欧洲做到第一，实在有赖此行。后来我认识到，困难是一个人成熟、磨练的机会。一个人要成功，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21世纪》：难道与英特尔打官司那些年也不觉得困难吗？

　　王雪红：当然觉得非常苦。客户一个个地走掉，一些员工对公司前途没有信心，股价也一天天地往下掉。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过自己的日子，认为公司前景在那里，肯定应该坚持下去。同时，公司财务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这也给了我信心。

　　《21世纪》：还做了哪些最难的事？

　　王雪红：比如多普达手机。这是我们与微软合作，设计、生产专门针对高端商务人群的智能手机。有人会说，欧洲、美国的手机巨头公司更有实力做这样的手机；还有人说，台湾的多普达在研发、设计上的实力均不足以与那些手机巨头抗衡。但多普达不但做了，还做成了。

　　《21世纪》：与英特尔打官司，选择做最高端的智能手机，都是“做最难的事”。据说现在最风光的宏达开始也很困难，是亏了10亿台币后才开始赚钱的？

　　王雪红：宏达当时亏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笔记本电脑亏损。做笔记本电脑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都需要采购，同时台湾有许多很厉害的笔记本厂商。然后宏达开始做自己的产品，方式是与微软合作，用微软的CE操作系统做高端智能手机，但当时这个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宏达没有渠道，微软帮着卖，很难达到预期的规模，这是亏损的第二个原因。

　　但宏达看准了方向，亏损只是暂时的困难。挺过去了，就会到达心目中的“迦南”。

　　竞合英特尔

　　《21世纪》：也许有人认为，与英特尔这样的国际巨头打官司才是最困难的事。现在，威盛电子与英特尔和解了，是不是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王雪红：与英特尔和解当然对威盛电子的发展会有好处。和解后，威盛与英特尔签了长达十年的授权合约。有了这些长期授权后，威盛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能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

　　同时，和解对威盛的营收也是有帮助的。在诉讼期间，英特尔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威盛，造成威盛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以芯片组销量为例，诉讼前，威盛芯片组销量在全球的占有率为70%，到撤诉前，威盛芯片组掉到不足20%。

　　与英特尔和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种负面影响还没有最后消除，但已经看到好转的迹象。目前芯片组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47%，很多客户开始重新选择威盛的芯片组。

　　《21世纪》：陈文琦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威盛与英特尔的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体现？

　　王雪红：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合作方面，硬件厂商可能在选择威盛芯片组的同时选择英特尔的CPU，我们是产业链中不同的环节；竞争方面，我们在CPU方面存在竞争。但我们与英特尔是差异化的竞争，英特尔比较强调CPU的速度，威盛更重视整体的效率，即CPU的计算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利用。产品思路不一样，不同的用户也就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