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40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继续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

　　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于是就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

　　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因为金融衍生品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因投机产生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就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最后就会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工业文明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但根本原因是发现了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时，也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统统转移出去。

　　转移了几百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全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会淹掉纽约。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他们发现：

　　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20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

　　从印度文明来看，印度教徒蔑视外在和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精神。与其他民族崇拜精英不同，印度教社会的精英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认为其体现出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因此现代印度则有抱树运动，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心中的森林)，这被全世界看作是应用印度教思想的一次环境起义。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又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那就是“中”、“和”、“容”，即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

　　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

　　佛教虽为外来文化，但很好地实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

　　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境界，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雾。

　　中国在短短百多年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而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跃，提前跨入生态文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时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