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虽然随和，但更是个较真的人。这在喝酒上表现为不会抿一口了事，从来都是杯到酒干；在当年身居高位时表现为挺身承担责任的江湖义气，而在被羁押时就表现为很难容忍不公正。他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就是无罪，清白就是清白。

　　虽然沈家花园的鱼在上海很有名气，可菜已经上了几道，聊得兴起的阚，几乎没有下过几筷。他压抑不住要先说清楚对羁押他的看法—广东人过去常吃的一道菜叫猴脑。餐厅后面的铁笼子，关着很多猴子。有客人点猴脑，厨师就拿刀走向铁笼子。猴子们看到厨师来了，纷纷拼命往后挤，却把其它猴子往笼门口推。厨师随便抓一只就拖出来，剩下的猴子就拍手称快。

　　“大家每看到一个人进去(进看守所或监狱)，都拍手称快。哎哟，看，又抓了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他们没想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不是真贪。”阚治东坚决不做那种推别人出笼的猴子。当然他也明白，那被揪出笼子的猴子面临的会是什么，于是他尽可能地留下足够的文本，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时，桌上已有数道荤菜，“猴脑”一出，尽皆“滞销”。

　　“我们今天就正儿八经地喝！”阚治东兴致很高。他真没把这当成是采访。

　　黄酒用开水温过，还加了话梅。这是很典型的老上海的喝法，也是阚坚持的喝法。餐厅拿上来的酒杯是红酒杯，颇大，服务员每次斟酒都很满，但阚仍然是一口干掉。

　　一瓶喝完，他招呼服务员再来一瓶。喝开了，他也乐意跟我们讲许多快乐的事：他的儿子要结婚了。他毅然从体制内出走，开始在PE和VC业的新创业，现在的几个创投基金，已经投了不少项目，其中有两个风能项目进展相当不错，那各项数字指标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在他描述中，数字神奇地从1变成10、从10变成100—钱就是这样生钱的。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阚治东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班的同学卓福民先生。“阚治东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现在做这行，是找对路子了。早就应该做这行！”他说。而在阚治东即将离开深创投去南方证券的那天，卓还劝过他：“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在深创投挺好的。”

　　但如果不去，或许就不是他阚治东了。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不爱钱”，阚治东则是对数字和金钱有天然的敏感，号称赚钱机器，可他却一直对自己挣了多少钱不感兴趣。

　　1999年，阚治东遇到了时任深圳副市长庄心一，庄邀请他筹备深创投。创业初期很艰苦，阚治东的座驾曾是一辆旧捷达，“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他是深圳创投业当仁不让的老大哥，如今，深创投、达晨都成了本土创投业的代表。

　　饭桌上，我们问阚治东，怎么会错过深圳的腾讯，怎么没去投华为？

　　喝了口酒，阚坦承，是错过了好的网络公司，“我们投不起，投了就死了。”而华为则实在是投不进去—深创投成立后，他第一个找的就是华为。

　　2007年复出做创投，两年多之后，阚治东已经不愁资金。“我们的理想是，部分投资项目退出之后，能形成以自有资金为主的基金。”他想把精力放在管理自有资金上。“我们从没想做中国的主流VC。自己干自己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利润与回报，“至少为我们原先的投资者多做一些服务工作”，早年的投资者，早年跟随自己的同事，一直是阚治东念念不忘的。

　　阚治东曾经向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提问：创投业是一个独立性行业还是一个依附性很强的行业？

　　即使在今天，阚依然要直面这个问题—他做创投的第一笔投资，来自当年跟他同为证券业猛人的原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后者现已经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鳄之一。

　　在大家喝下第三瓶黄酒时，尉文渊正陪着一帮香港投资者在阚的办公室里等着开所投风能项目的董事会议，阚治东不得不再三抱歉，提前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