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胡舒立说：“这有什么冒险的？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这段话是用来回答记者的提问：39岁离开《工人日报》，45岁创办《财经》，对于中年的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冒险的事？是怎样的机缘给了你勇气？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为《中国新闻周刊》写作《寄给2049年的信》一文中也如此强调。

　　或许，对于胡舒立本人来讲，职业的必然选择没有多么美好的前提和预设，也没有“风险”这样可以拿来怠惰的借口。但她的职业追求，对某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危险”。

　　2001年美国的《商业周刊》将胡舒立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原因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搅动”中国的证券市场，以揭黑式的调查性报道敦促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的肃清和整顿。

　　“《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胡舒立说。

　　《基金黑幕》发表后，10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压。为此，胡舒立寸步不让予以反驳：“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银广夏陷阱》则更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个大型上市公司的骗局被揭开，只缘于一位年轻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的一张可疑单据。后经过《财经》一年的跟踪调查，胡舒立用“铁证”向老板保证报道的真实和准确。十足的把握也直接促成了这篇有政治风险的报道得以公开示人——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锋芒毕露的报道，让《财经》和胡舒立在业界的名声扶摇直上。但成名的代价也很巨大，《财经》的总编辑王波明不得不密集地应对“道歉”“被斥责”“被撤广告”的尴尬局面。每到这时，他只能跟对方解释：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胡舒立时代的《财经》，在老板的助力下，影响力跃升疾速，一年一度的《财经》峰会能邀请到政界、商界、学界的要人和精英，号召力在国内无人能望其项背；与此同时，其国际声誉也远超国内同行，在中国媒体普遍弱势的国际话语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同年，胡舒立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胡舒立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在《财经》身上暂告一段落。她之本意，是建立一本为中国改革进程守望的杂志，以监督作为积极的推动改革的力量。

　　“《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胡舒立的名言广为流传。如今的她转战中山大学，为中国未来打造优秀的记者。

　　伴随《财经》杂志诞生的《财经》奖学金，到今年也有了11届学员，作为其主持者，胡舒立办培训的初衷或许更适用于她现在的职业——大学教师：“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为新闻业整体做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