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赟：使地方政府拥有与事权匹配的财权

    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调整，现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低，而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专项转移支付多采用项目形式进行，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应该增大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实际上只要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即使像日本已经有《转移支付法》，“跑部钱进”的现象也不能杜绝，因此尽量使地方政府拥有和事权匹配的财权和财力才是根本。

　　万军：限制垄断部门的工资收入

    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将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意愿，从而拉动国内需求。要对垄断部门远远高于社会总体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进行限制，防止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要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救济与扶持力度。

　　温铁军：警惕中产阶级热炒农地

    中国上亿中产阶级人群追求自有资产保险投资的压力，近年来在向农村建设用地迫近。这是农地（以及小产权房地产）制度变革在农村静悄悄却被城里小资热炒的内在原因。另外金融过剩压力下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形成巨大债务链、也希望农地放开走向市场来摊薄地方债务。看来真问题在于如何对这种心照不宣却顾左右言他的讨论去伪存真，考虑在农地制度变革中如何切实维护村社与农民的双重利益才好。

    陈清泰：形势较好也不应忽视国企改革

    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不应忽视国有企业改革。重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关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对国有经济继续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依照《公司法》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何帆：开放服务业，创造新增长点

    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首先应该调整汇率。因为汇率调整之后才能引导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汇率调整的难度最小，应先易后难。其次，应开放服务业，创造新的增长点，让经济增长能够保持较高的速度。服务业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提高就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是中国和国外谈判中可以增加的一个砝码。再次，应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敦促国有企业分红，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公共预算。最后，应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中国的长治久安。

　　廖岷：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轨道

    我国应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发展轨道，调整国民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把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更多地科学合理地分配到民间，而不是集中于垄断性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使老百姓自觉地降低保障性储蓄，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要切实将注意力从外贸出口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来，适当调整、减少出口刺激政策，将补贴范围限于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产品内；把对内减税纳入积极财政政策范畴，对老百姓消费支出、民间投资实行大幅度税收减免和饶让，鼓励民间投资与消费；对财政投入、社会投资实行差别化管理，在严格准入标准条件下，引导民间资本更多进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社会福利、基础保障行业，提高公益事业普适性服务水平和不同层面的消费升级；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加大政府部门对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投入，增加对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和投机的税收，用于低收入人群住房补贴。

　　陆磊：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人民币升值并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在进口持续上升而全球总需求走出衰退尚需时日的背景下，买方主权是必然现象。2009年出口下降20%并未造成我国较大的经济困难，在2010年出口可望增长10%的基础上，在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都较低的情形下，逐步升值有利于进口却未必有损于出口，收益归于国内而可避免转化为境外收取的惩罚性关税，进口上升亦有助于提高贸易谈判筹码。当然，这一政策必须与调结构政策相配套，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进口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动而非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我们现阶段应该容忍较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并以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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