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的“挣扎”

　　“会议室的长桌两侧，分坐着煤老板和浙江法学界人士，这是一个可以用肤色来划分职业的小型聚会。煤老板大多精瘦黝黑，着装一律是刺眼的范思哲搭配古奇，私下交流习惯讲一口令人费解的苍南蛮话。”浙江《市场导报》首席记者万晓玲如此描述煤老板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事实上，那时的浙江煤老板们还是相当克制。尽管“人多势众”，但当天与会的30多位煤老板却没有一人愿意首先发言，每个人的开场白也往往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该老板称，一位同乡就因“公开姓名”（温州煤商练祖前，曾接受央视采访，本报注）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但在浙商转型会长论坛的该次研讨临近结束时，意外突然发生。

　　“我们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到那时会举行更高规格的集会。”煤老板中有人喊道，会场的鼓掌声顿时此起彼伏。接下来的11月5日，事态开始扩大。来自温州平阳县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州煤老板们在当天傍晚发起了“万人签名活动”。

　　据温州煤老板估计，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估计有40万人与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

　　平阳县政府迅速出面。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设在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的征集签名桌椅和横幅已被全部拆除。但问题并未解决。

　　11月9日，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下称“浙促会”）向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山西省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特快专递，要求对23号文、10号文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同时，该会力邀山西省政府、发改委、煤炭工业厅等相关机构，希望对方派员参加11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浙促会认为，山西省将国家行政“引导鼓励”政策改为地方行政命令“强制”，将所有中小型煤矿都合并到山西地方国有、地方民营的大型煤矿集团，不顾现有煤矿布局的区域差异和投资来源的广泛性、投资途径的合法性，违背了国家依法行政的要求。

　　“希望能给回应。”浙促会该事件的策划人于微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浙促会甚至动用了一些“高层关系”，但直至研讨会举办，山西方面也无一人前来。

　　在浙江民间的多方斡旋下，11月30日，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的相关人员前往太原，和山西省协商浙江煤老板在重组中的利益保护事宜。

　　“此前，协作办在联系时，山西省已经表态‘不愿接待’。多次沟通后，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出面接待了浙江协作办的来访。但山西方面根本不作表态，于是，这次沟通也就不了了之。”知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各自“筹划”

　　努力不少，但回报不多，浙江煤老板们面临的最终选择已经时间不多。

　　按照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设定的时间表，2009年12月是晋煤整合后开始换发采矿证等的日子。而由于原有的采矿证即将到期，未能参与重组的不予换证，这意味着浙江煤老板在晋矿井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

　　在吴族春看来，晋煤整合是相当复杂的多方博弈。吴本人支持煤老板们获得尽可能合理的补偿，但他也认为，政府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媒体最多是可以借力的辅助工具，而不能被当做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诸如煤老板们采取万人签名及其他一些“高调”操作方式，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反而容易让政府觉得反感。

　　“我国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矿业法1980年通过，1996年修订，1998年又出台了3个行政法规；但直到2000年，矿业转让方面的暂行规定才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矿业法的建设实际比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晚了22年。”吴族春告诉记者，“矿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除了等待立法方面的进展外，晋煤重组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相关政府部门和商帮群体在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建立探索出一条依靠专家、团体和机制方面的协商解决道路。”

　　但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条道路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