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的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全面加强税种征管，并在年底前全面实行个税全员全额申报。在财政收入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减收的情况下，以上措施作为应对之策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这两项措施不应该作为现行工作的重点，而应该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实施为妥。

　　众所周知，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通常都会寻求某种总需求管理政策，比如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以此来恢复经济的活力。于是，各国的赤字财政应运而生，中国政府今年相应地安排了9500亿元的预算赤字。这个巨额数字显然是很鼓舞人心的，这意味着通过政府的公共支出，可以短时期内为经济注入总需求，从而既可以直接拉动总供给，又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来带动更多的其他类型的需求增加，这又进一步导致总供给增加。

　　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还包括通过给企业与家庭减负来间接增加总需求，以解决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这其中就包括财政公共支出的增加和减税。如果没这些配套措施，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如果家庭收入增加后仅仅是更多地用于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那么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就不明显。这就需要同时跟进刺激家庭消费的经济政策。如何才能有效激励家庭消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通过各种消费品（比如家电、汽车等）的下乡活动，能够做到这一点。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仔细想想，这类政策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这类政策无法治本。

　　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和产品价格是否昂贵无关，比如电器之类的产品价格这些年来是持续下降的，但产品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带来消费需求的提升。导致家庭储蓄率高的罪魁祸首就是家庭对未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担忧，谨慎起见，现在多存点儿钱，以防未来的不时之需。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成为世界经济体的超级巨星水准，但财政在老百姓福利上的支出却还是未入流的球员的水准，两者差距太大。比如，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的比重为例，中国仅占GDP的5％左右，分别远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27％的比重。

　　这就导致中国家庭在这些方面的负担过重，抑制了消费需求，农村家庭尤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试图通过各种产品下乡政策来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岂不是让农村家庭未来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由此可见，要让赤字财政政策发生效果，就需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减轻家庭在这些方面的负担。还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收入分配等政策措施来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另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税务部门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企业和家庭减税，以激励企业投资、家庭消费，而不是相反。

　　当然，税收收入的下降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高度相关。如果2009年经济形势仍然处于低谷，就意味着税收收入仍然可能低增长，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但在这种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这些资金的合理使用，而非以增加税收为手段。中国的财政矛盾不是收入太少，而是支出不合理，一方面，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不足；另一方面，机构臃肿、吃饭财政一直没有根治，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没有直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无效公共工程太多。所以，首要的问题是，财政现有的支出是否都是必须？只有先做到政府部门降低不合理支出，才谈得上去加强征税环节。如果相关部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合理支出环节，而是一味地收税，那么最终只会拖延经济复苏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