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从北到南先后遭遇冰雪灾害，各地天然气消费猛增，导致西气东输管道中天然气管存量大幅降低，武汉、杭州、南京等一些中东部城市的天然气供应尤显紧张。

    不过，根据一些业内人士的观点，天然气价格偏低，使得上游生产商利润过低，缺乏激励以扩大生产规模亦是造成此次天然气供应告急的一个重要诱因。言外之意就是，要想缓解国内天然气供应紧缺局面，提价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自去年12月成品油定价机制推出后，有关部门便已着手酝酿水、电、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能源产品的定价机制。今年3月，天然气改革的大致思路就已敲定——无非又是“国际接轨”四个字。目前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方案已完成向三大石油巨头的意见征询，其出厂价格可能上调20%－30%，据预测，“传导到终端用户约为10%左右”。显然，在这一轮利益的重新分割过程中，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正是作为上游生产商的三大巨头、特别是天然气储量占到70%的中石油，而对处于中游的输送企业和下游的城市燃气公司而言，影响基本是中性甚至负面的。

    这场冰雪天灾的降临，似乎为天然气涨价提供一个绝佳机会。严寒天气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也让公众在肉体痛苦和物质财富之间不得不权衡轻重。此时放出涨价风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而站在价格计划者和上游生产商的角度，则是占尽天时地利，几乎已成板上钉钉的事了。君不见，随便翻开报纸，证券版面都在大谈特谈天然气涨价后的受益板块和上市公司；而社会版面上也连篇累牍充斥着“涨价”字眼。

    应当承认，“市场价格决定论”有一定道理。即便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也知道价格上涨有助于刺激供应增加和减少过度需求。若能源价格严重扭曲，确实可能出现浪费现象。一个显见的例子发生在山东。2003－2006年，山东是东部沿海唯一不缺电的省份，“供电形势非常好”；但2008年下半年该省却遭遇到了10年来最严重的“电荒”，不得不向华东电网求援。除煤炭产量下降外，与低价刺激下的过度消耗也不无关系，如一些农村家庭每月用电竟也高达几百度。

    但问题是，真实世界并不像教科书那般简单和理想化。人们有理由质疑：国内天然气供应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吗？成本是否真的不存在下降空间了？谁才是天然气的主要消费者？当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价格涨上去是否还下得来？

    尽管成品油定价机制带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除增加有车一族的经济负担外，对多数人而言，直接影响并不大（2008年中国每百人仅拥有1.5辆私人轿车）。同时，公允地说，其社会正外部性还是能列举出几样的，如降低了空气污染、提高了能效，甚至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等。从成品油定价机制内容本身及实施效果来看，虽因出台时机选择的关系，客观上存在“快涨慢跌”的毛病，但毕竟还是有一个“跌”的可能。

    而天然气涨价显然与此不同。一是天然气影响面大，它关系到中国东中部许多大中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于此无分贵贱；二是天然气被公认为是地球上最干净的能源之一，而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仅为3.4%，是应当大力推广而非加以限制的民用能源；三是就国内经验来看，与出租车起步价、电价等公用事业的收费类似，天然气提价的最大可能就是“只涨不跌”，也就是说，其价格存在一个显著的向下刚性。即便有所谓的定价机制和国际价格，届时也只能成为摆设。因此，天然气涨价必须慎之又慎，特别是在这个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乍暖还寒的微妙时刻。

    那么，在市场的“理”和民生的“情”之间难道就只有非此即彼，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了吗？答案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等经济手段来协调这一冲突。一是进一步拉开民用和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差，保证民用天然气价格的稳定，而让工业企业来承担天然气涨价的大部分压力，不应继续给予其价格优惠；二是借鉴电力市场“阶梯式累进电价”的定价方法，先通过广泛抽样来确定一个户均用气量基数，在此基数内价格不变，超过基数部分则分阶段实行更高收费标准。如此既无碍民生，也可有效遏制不必要的浪费。

    不过更应指出的是，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应建立在由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的价格协调基础之上，而不能由单一政府部门或少数企业说了算。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还应当放开能源行业竞争，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进入天然气勘探、开发和批发零售环节，通过竞争降低生产成本，并压缩垄断企业的暴利空间。

    一方面要“保民生”，一方面又要提升民生消费品价格，这本身也存在政策上的不一致性。对于时下的房价上涨，公众尚且能勉强接受“资产泡沫”的说辞，暂时忽略通胀隐忧；但如果水、电、天然气这些最基本的民生消费品也竞相价格井喷时，其引发连锁反应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此时要让老百姓保持平常心，相信通胀依然还很遥远恐怕就难了，结果必然是在全面通胀预期下楼市的又一轮投机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