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届全运会上都会传出不少“不和谐”声音，不久前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山东全运会也是如此。这是体育与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紧密结合以后的必然，而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本质上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脉相承的“举国体制”又成为了体育异化的强大催化剂。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将其视为独门法宝。

    山东全运会刚开始，一位著名的跳水教练及裁判就报料说，这次全运会的跳水金牌全都是“内定”的，曾一度引发轩然大波。按照以往的经验，不用说也知道，这事情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一般人不了解的利益纠葛。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舆论对此事的态度。我注意到，一时间，全国的媒体——特别是评论人士——对此事气愤得不得了，大声发出了许多要求彻查的呼吁。在这个充满道德义愤和仁人志士的时代，这种情绪当然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内定”与“让球”一类的事情，在逻辑上属于同一性质的事情，后者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早已是见怪不怪了。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在奥运会上中国某支运动队（比方说乒乓球队）被曝光在比赛中采用了“让球”的策略，我们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第一反应和情绪？

    我猜想，在经历了起码的法治精神和契约观念的启蒙以后，大多数中国人不再会觉得在国际比赛中“让球”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不会将它看成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但我同时也可以肯定，大多数中国人也不会对此表现出对全运会金牌“内定”同等的义愤。最合常理的一种情况是：他们会认为，“让球”在总体大方向上不足取，但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换言之，他们会全然超越激动的情绪层面，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姿态讨论这件事情，仿佛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似的。

    由此可以作一总结，对国人来说，同样性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国内（同胞之间）比赛中，属于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放到了国际（与外人）比赛中，就降格成了完美与否的技术问题。当然，支撑这种双重标准的逻辑其实也非常简单：国家利益至上——在国际比赛中“让球”是为了确保中国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全局）利益；在全运会上“内定”金牌则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地方（局部）利益作祟。这种逻辑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但是，我却认为，即使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大原则是神圣不容挑战的（遑论有些人不一定认同它），上述逻辑要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即所谓“国家利益”是可以清晰界定并且没有分歧的。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利益，只有相对于某一主体而言才有真实意义。个人的利益很容易界定：也就是某个个人自己认对他自己好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国家”与“个人”是同一性质的主体吗？显然不是。国家是某一地域范围内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或尖锐或缓和的利益冲突和对立。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对国家中的所有（或绝大多数）公民都有利的事物，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同义反复，一点也不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我敢十分有把握地说，在一个允许畅所欲言的国家里，任何一个人公开描述一项他（她）心目中的“国家利益”后，一定会有人立刻表示不同意或反对，因为他（她）有一套与之完全不同的“国家利益”蓝图。

    比方说，在国际比赛上要求运动员甲让球给运动员乙，原因是乙在下一轮对阵某位外国选手时胜算更大，看来似乎非常符合国家利益。但甲、甲的教练和其他反对者也许会指出：真正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一届比赛中一两块奖牌的得失，而是这项竞技运动在全国的整体水平，让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必将损害这项运动的长远发展。因此，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一种短视行为。事实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被教导的一对矛盾。

    于是，在许多情况下，神圣而沉重的“国家利益”就这么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风化成了一付面具，真正在前台唱戏的主角变成了那个握有国家利益解释权的人（或团体）。

    在已知的人类经验中，解决这个亘古难题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把“国家利益”悬置在一边，重要的是确定“国家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和自由地追求他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他心目中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