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耐克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北方区社会责任经理Robert Zhou在得到消息后再次到江苏百恩去审核。这次他们在审核时留了个心眼，当天审核后悄悄留了个同事在当地，第二天早晨在江苏百恩的门口将正从家中来工厂交球的员工堵了个正着，并拍摄了许多照片，查出了该加工厂私自外发和使用家庭劳工的事实。

　　2009年9月2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Robert Zhou，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Robert Zhou以公司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为由，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实际的情况是耐克的供应商在数据上造了假。建立假的员工档案、涂改虚假考勤记录、编造产量记录、伪造员工签名，培训员工如何应答耐克的询问等是最常见的造假手段。通常在应付耐克检查时，工厂会用10元/天的价格，将附近的农村妇女召集到厂里，做出在工厂上班的假象。

　　但造假同样需要动用很多资源，如员工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有时候员工的产量实际无法消化掉，只好编造了一个员工8小时缝制9只足球的产量记录。”阿平对记者说。

　　在被耐克调查出严重的非法外发加工的情况后，江苏百恩逐步退出了耐克足球的代工业务。随后，安徽金寨县的安徽鑫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被查出了类似的情况。

　　据消息人士转述耐克指定的第三方审核机构上海FAIRLAND的私下闲谈，他们在审核安徽鑫晔时，曾一路追查到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大别山深处)，发现了很多的家庭劳工。

　　9月25日，记者分别致电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及其贸易公司上海先臻贸易有限公司，但其有关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记者了解，7月16日，由于耐克公司自查已经开始，上海万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两名负责人曾到耐克公司说明情况。在耐克中国社会责任部的办公室，两位负责人解释称，订单是工厂工人私自拿回家做的，工厂无主观故意。

　　耐克的“疏忽”？

　　在给《中国经营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耐克中国新闻发言人朱近倩表示，2007年，耐克确实收到了类似的投诉，曾经对具体的内容进行过非常彻底的调查。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关于该工厂的投诉内容未能证实。最近耐克再次收到这些投诉，并已再次进行调查。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支持这些投诉。

　　朱近倩表示，耐克将继续密切监控相应工厂，并和工厂管理层合作，一直遵守耐克的工作准则。

　　在耐克的上一轮对工厂的审查中，几家主要的手工缝制足球代工工厂相继关闭。据记者了解，很多工人在被告知无活可干时，根本没有想起应该按照工龄得到经济补偿金。当地的工人实质仍旧是农民，根本不清楚在公司清算时，自己有得到经济补偿的权利。

　　这里不能不提到耐克公司。在2003年至2007年的这段时间里，正值德国世界杯的举办，新一轮足球用品的消费周期就此引发。在体育用品行业全方位领跑于阿迪达斯的耐克，唯独在足球领域一直未能超越对手。

　　“时间掐得很准，上一轮的购买周期刚刚结束，耐克的社会责任调查就开始了。”阿平对记者表示，之前各代工工厂尽管都做了假账，但对于耐克这样的专业公司而言，在之前的3～4年里，一直没看透代工工厂制作的“糊涂账”，令参与造假的人都感觉很吃惊。

　　这其实一点都不难查。记者获得的江西万德当时的员工花名册显示，总数在顶峰时期不过130人(包括门卫、质检、管理人员，缝球工不超过100人)，按照实际的生产率4只/8小时/人，实际月产量不可能超过10000只，而江西万德每月交货的产量是8万只。

　　阿平对记者表示，经常来工厂进行审核的，包括耐克的社会责任部门和QA部门(质量检验部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责任部门在对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时，是不把员工数量与工厂的实际产量来核对的，他们只根据工厂提供的工资表里的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工资数额等项目，核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而QA在工厂审核时，只是重点看质量和合格率，并不太关心订单外发的事情。

　　尤其是在2006年，巴基斯坦著名的手工足球供应商SAGA被FLA曝出大量使用家庭工、童工的丑闻，迫于舆论压力，耐克公司被迫停止与SAGA的合同。在审核工厂方面，耐克并非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按阿平的话说，耐克这样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公司，在他们眼皮底下却存在这样一个“发现不了”的盲区，真的很离奇。

　　针对知情人士提供给本报的情况，耐克中国公司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表示公司调查仍在进行，相关细节的核实仍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