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

最让我们担忧和值得思考的正是——很可能在今天，延续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强国共识”已经破局了。

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已俨然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一、全球最大债权国，不可谓不强大了，强国目标已经基本达成；其二，在国家强大的同时，却发生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景象，国强与民富并没有同步出现；其三，国有资本的强大，已经造成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压抑。

正是因为这些有目共睹的原因，人民的意志已经很难用“强国”来统一。在今日中国，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回望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变革，我们看到，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改革的推进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

自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后，情况悄然发生了大的变化，随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型化转移，能源及资源——这些要素无需通过改革的方式培植——成为商业利益的新争夺点，到2003年之后，因反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改革共识终于被利益分化掉了。从此，中国经济由共识时期进入到了博弈时期。我们无法用好或是坏来形容这样的景象，这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让人担忧的是，政商界、知识阶层以及市民阶层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显然非常陌生，要么不肯承认，要么有意回避。

以一例来说明。2008年底，因宏观调控过度及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强力启动计划。很快，一个声音便从民间生出：这四万亿元到底给了谁，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甚至，有律师专程赴财政部登门询问。

这是一个很有寓意性的事件。如果在十五年前，政府推出投资计划，是不会、或者也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如果在美国及其他商业国家，政府推出了一个经济振兴计划，也是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答案是——共识已经破局，改革的驱动被利益的博弈取代。在共识模糊的前提下，利益及权益的重新设定被延误了下来，于是，无数经济乱象由此而生。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是国家化的工业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二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年到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

后面一条路，是最近三十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

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