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财经作家）

自1870洋务运动之后，“强国”这个词汇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主题，成为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在很多时候，这个梦想化身为一场场流血的革命，一次次不对称的抗争与寂寞的漂泊，或是一个个玫瑰色的工业梦想——它构成了百年中国沉重的旋律。在很多时候，我们急迫的寻找着通往未来的道路，有时候甚至迫不及待，在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而有的时候，当历史的浪潮涌来时，我们又会在徘徊不前中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这是一场漫长而令人焦虑的探索，在这探索的尽头，我们找到了实业救国、实业强国的道路。到今天，当改革开放走过30年，当共和国迎来一甲子的庆典，我们站在历史的台阶上回望30年、60年与130年的漫长，会生怎样的感慨？我们已经触摸到了“强国梦”的边了么？还有多少随风逝去的实业家被我们怀念？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自信的走下去呢？……这是一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问题。

新角色

1884年，后来被誉为“晚清商父”的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当时，面对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状况，绝顶聪明的盛宣怀历史性地创造出了“官督商办”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出于强大国力的需要，国有企业跟国家的命运不断结合，在依靠政策支持、资源垄断而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错失真正的市场化机会。企业由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在最终更加剧烈的竞争中走向衰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说法并非全盘否定国有力量在中国富强道路上的作用。事实上，在旧时代的整个“实业强国”的蓝图中，国有企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支撑起了中国的现代工业的脊梁。但国有企业的过于强大却又反复的变成影响商业现代化的阻力，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了倾覆政权的力量。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40年代里，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

新中国的成立是国有资本新角色的开始，在共和国60年的历程上，国有资本始终具有决定性角色与地位，这依然是一个无比顽强的传统。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1956年，随着私人工厂的“绝种”，国有及集体企业成为惟一的企业生态。

在雄心勃勃、严密的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工厂都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劣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等病症，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于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个主要话题。但在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的主题一直是“放权让利”，其后开始了产权改革，但随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身份”改为民营，国有资本却最终在能源型和资源型领域形成了新的垄断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