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逻辑

强国的梦想，让中国人愿意为之牺牲一切，即便到了和平建设的时期，痴念不改。

开国之初，为了在短时间内把重工业抓上去，从中央到地方倾全力而为之，计划经济的威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举国效应”发挥了重大作用。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此外，农业对工业的反哺一直非常之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1978年之后，为了从混乱和积弱中摆脱出来，我们又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战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策略的成效，便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之真正崛起。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英国、德国，一跃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某些外国媒体以G2——美国与中国——来描述当今世界的两极景象。

然而，偏执性的强国追求，也让中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早在1956年8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

为了不被开除“球籍”，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提出在一年内把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一举超过英国，全国上下为了这一目标顿时陷入疯狂，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这场带有自毁性的大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灾害。而其初衷，正是为了强国。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就毋庸置疑。不过，相伴随的“负面成果”和破坏性也是巨大的。

在宏观经济的策略选择上，对国有资本的依赖以及巨量投资的冲动，成了“强国共识”的衍生理念。吴敬琏在评价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便说，“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这样基本特征的背后，其实就是“强国逻辑”的支撑。

转轨

民营资本在中国的60年成长，经历了“保护－消灭－复活”的曲折历程，可谓跌宕坎坷。而这又是“强国逻辑”的另外一种演绎。

据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对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私人资本在产业经济中的空间越来越小。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于是，仅仅一个月内，私人资本便在中国“绝种”了。

这其中还有过一个小插曲。私人资本消亡了20年后，1970年代中期的一些农村市场又冒出了星星之火，1974年，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当地的农贸市场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这些聚集的摊贩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

陈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后来的史家当然给予了石狮完全不同的定论。原因便是在4年之后的1978年，正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发源地，也掀开了中国民间工业兴起的大幕。

这是一场百年漫长的等待，当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的时候，一群民间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从而让中国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了。尽管其间依然包含了太多的波折。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个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他们是一场意外，就像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邓小平在1987年讲的“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如今，这股意外的力量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历史将他们推到了今天的高度，但未来依然充满未知。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每隔四到五年便会遭遇一次“宏观调控”，而调控的主要对象便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最近的30年历史上，1998年和2003年附近，都发生过大规模的企业倒塌事件。

再将目光放到今天，当2008年世界遭到“次贷危机”袭扰，中国主体经济亦遭受重创时，国家发布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急需国家输血的民营企业，依然在最急迫的时候，被抛弃在拯救范畴之外。另一方面，那些还活着的，追求更高发展的民营企业，也在不断地碰到壁垒。今天，私人企业吸纳了全国八成的就业人口，纳税占税收总额的近一半，但在很多领域——主要是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中，民间企业家仍然不得其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