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重组浪潮中稳健做强 理性取舍
主持人:南航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对于战略合作者,是兼并还是引进?
司献民: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航空运输业饱受冲击,给我们带来诸多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作为国内机队规模最大、航线网络最广、旅客运输量最多的航空公司,南航正在实施稳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在危机中寻找机遇,在困难中实现发展。南航的持续发展战略是:"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国际化、规模网络型航空公司"。公司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国际化、规模化和网络化,三者相互依存。规模是基础,是数量问题,是南航现有的优势。我们要围绕规模做减法,即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运行成本;网络是核心,是系统问题,是南航目前的短板。我们要通过网络做加法,即通过网络经济效应增加公司的收益;国际化是标准,是水平问题,是南航努力的方向。我们要通过国际化做乘法,即通过国际化效应倍增市场机会,拓展发展空间,提高发展品质。
我们注意到,随着放松管制与航权开放,全球航空业掀起新一轮的兼并和重组浪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股浪潮。例如,去年4月美国达美航空和西北航空合并,最近德国汉萨航空并购了奥地利航空,今年以来国内航空业也发生了东航、上航合并以及中航增持国泰股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我们认为,航空公司的规模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大,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超过了一定的最优规模点,管理将变得困难,内部交易成本会迅速上升,生产效率会降低,竞争力会减弱,在遭遇重大系统性风险时,很容易亏损甚至破产。目前国内骨干航空公司在资金实力、信息管理水平、人才队伍、成本控制、收益管理、治理结构等方面与美欧大型航空公司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果简单地进行资产重组,带来的效果可能是资源"组合"而不是"整合",搞不好会导致"大而虚"的相反后果。航空公司的重组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也不是一时的股权争夺,重组过程必然要对各种资源有取有舍,有分有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对航空业的影响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南航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不是盲目地做大,而是稳健地做强;同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国内外航空业的最新动态,不断寻找发展机会,做出最符合南航持续发展战略的"取"与"舍"!
主持人:从去年套保亏损,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航空业如何完善内控制度、风险控制?
司献民: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可以说给我们上了难得的一课。2008年,油价急剧动荡,但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追高抄底,在许多兄弟航空公司航油套保业务巨亏的情况下,我们成功规避了这方面的风险。这不仅得益于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和良好的职业判断,更得益于我们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衍生品业务内部控制体系。我们的经验是: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保值不投机",以航油实际用量为基础,采用保守的持仓比例。不能把高风险业务作为盈利的增长点,而要当作成本的稳定器。二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我们先后制定了《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和风险控制管理规定》、《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等,作为指导衍生品业务开展的准则。三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我们设立了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财务风险管理办公室两级机构,前者决定风险管理政策方针、负责业务监督管理、确定公司年度运作资金额度以及套期保值交易的量价范围、审批套期保值方案等;后者负责具体业务操作、市场研究、提交业务报告等。四是要有严密的授权体制,我们严格的两级授权制度,明确了风险管理人员在各工作环节中的职责和权限,实行各岗位分离,相互制约控制。五是要有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我们的体系由财务风险管理委员会、公司审计部以及风险控制员三方面组成,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定期向集团和股份公司领导汇报工作,以便切实有效地规避风险。
主持人:今年失业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企业如何通过自身力量保证充足的人力资源?
司献民: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近年来,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关键环节,建立健全了五大人才工作机制(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使用机制、体现人才价值的分配机制、优秀人才奖励机制、体现公平合理的人才社会保障机制),并以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三支队伍为主体,以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和公司经营发展紧缺人才为重点,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推进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推进人才资源整体性开发,为南航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经济复苏 技术创新唱主角
主持人:危机之中,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哪些产业能够担当刺激经济复苏的重任?
司献民: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美欧等国金融体系趋于稳定并逐步发挥效用;二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美国需要调整其长期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内需、分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手段,变外延式粗放型增长为内涵式集约型发展,变外需拉动型增长为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型增长,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三是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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