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锋

“民工荒”再次卷土重来。这让仍然处于危机底部徘徊的人们有些始料未及，但它毕竟传递着中国经济可能开始逐步回暖的信号。

从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讲，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而且价格机制是有效的，那么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必然会推动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从而最终导致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民工荒”现象不会发生。理论上，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劳动力正趋向自由流动，但“民工荒”现象仍然发生了，这说明价格机制可能出了问题。

但“民工荒”还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比如在珠三角，目前求人倍率为1∶1.1至1∶1.5之间，也就是说1个求职者可拥有超过1个岗位。我们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激励，这种激励不足实际上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农民工待遇漠视的深层体现。

中国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廉价劳动力要素投入为基础获取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以，在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不尽人意。按照中国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2005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21元，远低于城市工人的1346元，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以下。原因很简单，除了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来获取竞争力之外，企业没有好办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往往被资本所俘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还有足够的激励去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吗？或许用脚投票，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如果农民工的待遇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东南沿海的“民工荒”迟早要到来，只不过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另外，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激励不足还体现在城乡二元制度的固化给农民工造成的各种歧视。过去我们一些人一直把农民工当成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两栖人”：城市需要他们时，他们是为出口代工企业当廉价劳动力的打工仔，不需要他们时则是随时回乡务农的农民。因此对他们实行“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歧视性政策。

当然，已有很多人理性的指出，当前的“民工荒”实际上体现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供给失配。随着某些地方推行“腾笼换鸟”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需要的更多的是技能型劳动（skilled labor），而不是普通劳动（unskilled labor），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多是非技能型的，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从而出现“民工荒”。但问题在于，早在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时，就已经暴露出了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市场本身已经发送了技能型劳动供给不足的信号，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但为什么五年后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或许结构性矛盾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能够给予劳动力创造足够的激励。没有足够的激励，不能保障基本的“国民待遇”，周期性的“民工荒”还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