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贵：第一是融资难。我们中国企业本身就是自有资本，到境外以后，又没有我们的跨国银行在跟进；同时我们中国企业在境外很难得到对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国企基本上能够得到匹配资源，但民企到境外进行金融活动都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对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不了解。大量的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在境外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认为国内不好做了，就出去做，实际出去做也不顺。我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直接投资，成立类似于海外投资促进局这样的机构，全盘协调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文化问题，帮助我们企业更快走出去。

    第三，缺乏合营竞争力。我们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并不是基于所有权优势基础上的一个竞争，很多还是去寻找资源，但出去后发现市场难做，技术也难以学到。建议还是要分化改革，促进我们非公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的非公经济能够在产业大军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国内，企业能够确实获得一些独立的知识产权，到国外做产业才能够促进相关的市场；同时要打破国内的行业垄断，还要对非公经济进行引导。

    程宝库：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总量还是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控制资源等一些初级的目的，制造业占的比重还只有10％；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领导力，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的地位；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开放措施方面来看，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兑换，比如外汇还得经过审批，出去那些钱回来，从对外投资变成对内投资，也有很多障碍。

    企业的风险分为六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歧视性的待遇，我们国家的企业要出去收购一些资源性企业或者是高科技企业，因为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可能这些并购、这些投资最后不会被批准。二是政治动乱，例如利比亚的战火给投资当地的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三是罢工和暴力事件，由于文化、环境上的差异，发生烧毁我们的商店、工厂等一些事件。四是合同违约，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合资的时候，在本地投资，签合同一定要用当地语言文本，也许中方不知道当地语言表述的差异，结果莫名其妙出现违约情况。五是运营管理风险。海外用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要完全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有时候很大，可能出现中国企业无法约束员工的情况，给内部管理带来风险。六是国内审批制度给 “走出去”企业造成风险，有的企业在海外需要用外汇，但要经过层层审批，最后审批获得的额度也许会少于企业预期，这样企业就会产生资金缺口。

    国际上目前有华盛顿公约、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WTO协定三方面约束。另外，中国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协定，条款比以前更丰富，包括国民待遇条款。我认为，这些机制对各国政府形成了约束，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去打这类官司，耗费时间不说，花费的金钱比赢官司要回来的钱要多得多，所以对企业来说，打这种官司是不现实的。其余的风险，就要完全靠企业自己预测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来解决，这是企业自身必须做到的。

    冯兆一：实际上海外投资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和简单的经济逻辑。无论是美国的现代产业集群理论，还是迈克·波特尔的竞争优势理论，都始终强调了政府对于推动企业走出去的作用、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台子要搭好，企业才能唱好。

    我们国家已经到了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采取境外经贸合作的模式，会有利于帮助我们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中国企业如何在国际上走得更远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化舞台上走得更远，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冼国明：首先，给予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以必要的资金或税收支持，建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培训和指导体系与东道国资料信息库，协助企业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建立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预警体系；在企业技术层面，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根本在于注重自身技术积累与自主研发创新，提升学习能力和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模式选择上，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经营活动可以考虑采取出口或非股权安排的方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经营可以尝试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技术密集型产业适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模式进行海外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则更为适当，了解东道国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习惯等信息，把握不同经营方式所面临的成本和风险。

    王允贵：如果想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深化改革，使我们中国企业真正在国内市场取得全球的竞争优势。

    冯兆一：我想针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提几点建议，一是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如果政府只是把这项工作推给企业，实际上企业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中国的开发区之所以成功，是在于政府的支持；而海外政府是不会像中国政府那样支持园区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探索企业参与投资的盈利模式，如果不盈利，那么没有企业愿意去投资。二是启动驻在国政府间合作发展的双边协定，突破园区开发与投资的法律障碍。三是建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搭建有效平台。四是所有资源，包括学校、医院，如果都向园区集中的话，产生的效果远远比我们想像的好。（主持人 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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