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职业院长

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学院虽然人少，但是一个超级大的集团公司，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公司，不是员工。

王方华如何管理这个超级大的集团公司？

做职业院长。

“所谓职业院长，就是把院长这个岗位作为其第一或者最基本的。当和别的事情发生矛盾的时候，院长的职责是第一位的。他也做学问，也教学，但教学和做学问都是辅助于院长（这个职责）的。（他们）都把这个作为自己事业的毕生追求，永不言败。”

美国知名的商学院院长的体会是，商学院院长是四个角色的统一体：学问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首先，作为院长，必须有学问，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功底，不然就站不住。其次，院长需要平衡上、下、左、右、内、外各种利益群体，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第三，“你要到外面活动，成为社会活动家”。最后，院长应该像企业家一样经营资源，包括学校的办学（经费）、学费、财务、政府关系等等，当然，更大的资源是校友。

解读王方华的个人经历对其领导和管理风格不无裨益。老三届里的老大、66届高中生、“文革”中学会了三样东西（坚强，不会轻易地屈服于困难；对目标很坚定，认准了目标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坚决，任何事情想清楚就去做，绝不拖拖拉拉）、在企业里边待过14年：“1968年到1982年，我从技术员做到车间主任，最后做到副厂长。”在复旦大学读书，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郑绍濂教授的项目秘书和院长助理……

“我最佩服的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复旦大学的前院长郑绍濂，我认为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王方华坦承，郑对其影响是全面的，“他做学问很简洁，对问题理解得很透彻，表达得也很清晰，对人生名利很淡泊，他做事情的风格我学了很多。”

更为重要的是，王方华选择了做一名职业院长，这种舍得之道也受惠于郑。“郑院长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他的学问做得那么好，中国概率论第一人。但是，他感觉中国的管理事业需要人去牺牲，有人去探索，他就转去搞管理了。当时有人说，因为数学做不好才去做管理，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误解，他是数学做得很好的数学家，当时还不如他的人后来都是院士。”

在中国，职业化的院长并不多。在同辈中，王方华引为同类的屈指可数，如清华经管学院前院长赵纯均教授等等。尽管王方华说自己同时具备美国同行中的四大角色，但是实际上，做院长继续把精力放在学问上已经不合适。为此，他颇有些自我安慰地说：“自己做学问做到头了，做不上去了。”取舍中，难免有痛楚。

不过，在其规划里，还有一本《东方营销学》等着他去写。这本书的核心理念是用东方人相生相克语言去讲营销学中间的各种现象。譬如，“产品是金，价格是木，分销是水，推销是土，促销、广告是火。这之间是相生相克的，木克金，价格定得不好，产品卖不掉，金再好要有价格来制约。促销是火，火和木之间又有关系，木是火的基础，木生火，旺。火克木，木说你促销……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促销如果做得好，价格就抬得高，促销如果做得不好，价格抬不高。”

在安泰，其公共关系与对外合作部要处理八种关系：校友关系、媒体关系、政府关系、社区关系、校友关系、企业关系、校际关系（和兄弟学校之间的关系）、国际环境。

“我希望这个团队变成一个自组织状态，它能够根据一定的规则去运行。”王方华谈自己的治院理想。

美国同行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处理例外的事务，比如筹资以及对外合作等。在其内部，由教授治学，教授们自我调节，即根据学生的要求自动地去调节。如课程设计，教授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自己去执行，搜集学生反馈，然后做出调整，这是一个自然的良性循环系统。

在今日之中国商学院，这种境况尚未到达。显而易见，院长是达致此境的主要推手。“我作为管理学院的院长，首先要了解管理学院运作的规律。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大学里边需要职业化管理。而职业化管理是知行合一的载体。院长理解的管理学院，理解的管理学院内部的运行方式，以及管理学院的目标追求。但是也要身体力行，只能自己一道参与进去。”

因此，王方华要为老师们做出表率。“我会在上海交大上课的时候，包括本科生、硕士生、MBA、EMBA，我会先上一个课，上一个模板，上课应该是这样子的。首先是我知我行，第二是我知大家行，现在到一定阶段我会制定制度和方法，让他形成一个他知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