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启动农民工真正市民化，他们的住房、教育、休闲等一系列的消费随之而来，这将创造史无前例的巨大市场需求，也无疑会帮助中国度过当前外需不足，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面临下行风险的严峻时期。

    崔传义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具有对内需的极大拉动作用，还是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所在。农民工的家庭不在城市，也没有任何失业及社会保障，一旦失业就会引发回乡潮。这种大的劳动力市场波动对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及其团队在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的时候发现，虽然“十一五”完成率可达到86%~91%，但是却未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目标，这无疑跟“伪城市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从另一方面看，当前70%的农民工没有得到进一步培训的机会，而作为现实中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决定了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相当的紧迫性，避免将来一出现经济波动就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崔传义对记者说。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已经占到了中国社会问题三分之一的份量。”崔传义补充道，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农村收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村空心化、女性化、留守儿童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诸多问题，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城市调查失业率”替代“登记失业率”

    农民工城市化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就业，它是农民工迁徙的主要动因。

    上述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十二五”指标体系中还将考虑另外一项重要的改变，就是用“城镇调查失业率”代替“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且这一指标有可能成为比GDP更重要的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