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市化

    “十一五”期间，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未来这一指标如果变为“农民工市民化人数”计入统计，将意味着统计理念上的重大转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指出，原来的指标仅仅关注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把农民当作劳动力来看。而新的指标则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把农民当作公民看待，排除二元结构中的不平等，解决他们的基本权益需求。

    “这种指标替换是一种进步，关注‘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仅仅‘劳动力’的城市化。”崔传义说。

    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相对城市化的进程落后。很多像曹秀芝一样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没有资格获得当地户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进城后，能够转为城镇户籍的比例为1.7%。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看来，表面上，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实质上却是由于户籍背后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差异。简单的户籍改变，如果没有跟随上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也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民工办在2010年6月发布的《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中建议，“十二五”期间，应实行两策并举的方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即，将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同时进行。

    其具体目标是：未来五年解决20%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让90%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解决60%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和50%的养老保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现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认为，当前农民工城市化的瓶颈是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剥离，他建议要破除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实现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就是钱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该基金会9月21日发布的《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报告测算，中国当前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涵盖必要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投入。报告建议，未来中国每年应实现2000万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可以考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各自承担1:1:2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