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郑秉文分析指出，从长远看，制度建设比当期税入更重要。如果把缴费阶段的税收转到企业年金领取阶段收取，可使这笔次财政收入“转移”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
除了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集合年金也是企业年金扩大覆盖面的关键所在。一位接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透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在两年前就拟定了《中小企业集合年金计划管理条例》，它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制度设计，可以免去中小企业建立单一年金计划所需的高额成本，实现多个企业集合的资产池，降低风险。
然而这一非常急需的政策却迟迟没有出台。
根据郑秉文的研究，中东欧转型国家建立多支柱社保制度的时间几乎与中国相同，但企业年金的发展速度却远快于中国。例如，捷克建立职业年金的企业参与率是45%，匈牙利是31%，芬兰是8.7%，而中国的企业参与率仅为1%。
郑秉文表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年金计划才能真正降低政策门槛。“如果就停在当下，才恰恰证明企业年金是富人俱乐部，是不公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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