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对于在今后的货币政策调节中，如何把资产价格因素更好地考虑进去，您有何建议？

　　李迅雷：如何把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调节目标实际上还处于学术研究和讨论阶段，很少有国家把资产价格明确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中。一些货币经济学家曾尝试将资产价格以某种加权方式包括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中，但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基于基本面还是泡沫难以分辨。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滞后性，从而使得制定恰当的政策变得尤为复杂，因此，这种做法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

　　我们认为，资产价格肯定是我国货币当局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变量，但货币当局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应主要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以及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未来发展的兆示作用，不宜直接干预资产价格的涨跌。否则会引起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反而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实际上，我们在这轮经济刺激计划的初始目标就是“保增长和调结构”，如今，增长的实现没有与税收和就业挂钩，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比以前更严峻了，这是货币政策无能为力的地方，下半年乃至今后，应该着重开展以调结构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

　　鲁政委：我认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设计出能够用于货币政策观测的恰当指标。其次，通过这些指标，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溯，寻找其中的规律和基线参数。第三，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应先从价格波动对经济冲击较大的资产着手，尝试纳入调控视野，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业应当首先被纳入考虑，这要求细化、合理化当前房地产的多角度统计指标。

　　陈道富：资产价格在货币调控中只能作为关注指标，而不能作为调控指标。需要认真分析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原因，结合实体经济的状况，综合考虑货币政策。

　　贝哲民：我认为影响资产价格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力度，比如说，对购买第三套房增加税负，或者提高房贷首付比例等，可以有效地抑制资金流入房市。而目前利率政策并不能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

　　资产价格膨胀尚未失控

　　上海证券报：从国际上看，欧美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引致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您认为这种情况目前是否已经可以确认？如果确认，您觉得各国货币当局应该如何加强政策协调作用，以避免资产价格上涨在全球市场间的传导？

　　陈道富：日本和欧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引起市场的通胀预期有所上升，但并不严重。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有所上涨，与经济复苏预期有很大关系，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泡沫成分。但这些资金却对新兴市场国家、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造成上涨压力。这需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加强政策的协调，而不能仅仅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应积极讨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

　　李迅雷：我们认为全球股票市场从3月份以来的上涨很难认定为是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推动的，但可以确认的是二者之间是有关系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系统，阻止了实体经济的下滑，实体经济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在资产价格上。但是近来通胀预期的上升以及石油等资源品价格的快速反弹应与量化宽松的政策有关。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这一轮调整的深度实际上与2007年通货膨胀高涨时期全球各国央行一起紧缩货币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各国货币当局确实应加强交流和协作以避免政策反应过度。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超主权货币，实际上这也是对政策协作的一种探索，最终的协作之道可能还需要主要国家达成一个共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来实现。

　　鲁政委：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目的就是避免经济陷入通缩恶性循环，其遏制通缩预期的途径首先便是借助于资产或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因此，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一定幅度的回升是政策希望达到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回升幅度超出适度范围，特别是出现又一轮投机风潮，那么，这就构成了政策的副作用。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总体尚处于政策预期的正常区间，并没有出现失控苗头。

　　在趋势上，未来出现一轮通胀风险很高。我并不否认此前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拯救经济的必要性，而是首先美联储从来没有成功地前瞻性收紧流动性的先例，这妨碍我们对其未来能够成功的信心；其次，太多的央行进行了量性宽松操作，无法保证所有央行都能够同步快速行动；第三，资产价格暴跌生发的天量负债，由于无法通过破产方式来消除，只能借助资产价格和通胀来进行消解，即使央行具有前瞻性，在未来收紧流动性过程中也势必会遇到各方面的压力。

　　贝哲民：由于收入增长持续缓慢，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重，同时商业房贷存在新增不良资产的风险，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前景仍不乐观。因此，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全球通胀这个问题应该是被夸大了。不过，目前美联储决定考虑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这可以缓解市场对通胀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