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为什么动不动就“北伐”？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

　　这样的气质当然又与地域系谱有关。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青岛：孔孟后人的商业精神

　　在北方地缘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山东青岛的企业家集群。海尔、海信、 青岛啤酒(行情 股吧)、 澳柯玛 (行情 股吧)、 青岛双星(行情 股吧)（董事长汪海是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都是闻名全国的大企业。2000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第一届CCTV年度经济人物，十个人中，青岛企业家就占了三席，分别是张瑞敏、周厚健和彭作义，这样的荣耀日后很少看见。

　　青岛企业家的身上积了历史的三层“地缘记忆”。

　　一是北方的豪迈之气。山东自古出大汉，吃大蒜，拉大车，唱大歌，长大个，一切都讲个大字，所以，山东容易出大企业家。

　　二是山东的好儒之风。邹鲁是儒家的发源地，这种气质很自然地渗透到商业的每一个方面，在内部管理上，特别容易形成“君君臣臣”的企业文化，对制造型企业尤为有利，在营销方面，山东人最善于制作打动人心的广告，能够把一切都说得天方地圆。

　　三是青岛的外向传统。此地为沿海城市，早年受德国、日本的半殖民统治，有独特的杂交文化，而且与日韩接近，成为产业梯级转移的最佳入让市场。与很多封闭、内敛的北方城市不同，青岛有开放的气质。

　　青岛企业家仿佛一群内外兼修、文武皆备的武士，在中国企业界独树一帜。

东北：黑土地为什么长不出大企业家？

　　在梳理中国百年企业史的时候，我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说东北肥沃，不但是说土壤，而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唯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就被窒息掉了。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