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中国实业摇篮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最活跃、声势闹得最大的地区是江苏南部的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费孝通先生将之总结为“苏南模式”。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两大民生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一是棉纺业，一是面粉业，而苏南企业家则是这两大产业的绝对领先者。无锡的荣宗敬尝言，“中国人，有一半是吃我的，穿我的。”其言豪迈，百年后听来仍很向往。

　　苏南的兴盛有历史的渊源。自隋唐开通大运河之后，苏南一带就成为鱼米之乡，水稻种植非常高产，面粉业也因而繁荣。此外，这里的桑蚕产业一直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晚清洋务运动之后，英国和日本的缫丝织造技术引进中国，很快在这里生根。最早的民营织布厂就是由苏州人创办的，晚清状元、南通人张謇下海经商，办的就是丝织工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业，从事的也是这个产业。

　　苏南地区地杰人灵，民众性情温和，土地平坦，水网交织，便于交通运输，并且，与上海接邻，商流与人流均无比便捷，所以，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这个地方的人脚踏实地，好办实业，百年以来，成为中国实业的摇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最活跃的商人主要有两批，一是来自苏南的实业家，二是来自宁波的金融家，他们合在一起称为“江浙财团”，是国内势力最大的金钱力量。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南一带的社队企业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自明清以来，便有“商帮”的说法，晚清最显赫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以从事金融流通和货物流通为主业。1978年至今，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金融商业的智慧全无用武之地，所以，晋商“转型”成了煤老板，徽商则无迹可觅。

　　近三十年间，最出名的新晋商帮是浙商。在全国，浙江的民营企业成分最高，知名的企业家也最多。

　　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