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民企收购海外名牌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之一，议论的焦点是该不该收购这些品牌。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反对，从腾中收购悍马开始，主流媒体就几乎一致反对，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腾中驾驭不了悍马，管理水平达不到；二是悍马的主营业务不代表未来经济发展主流，属高能耗产品。后来又传出两企业收购皮尔卡丹，这回的口吻似乎没有先前那么客气，有人甚至认为这样的收购简直就是某一种东西想吃天鹅肉，是在糟踏好东西。尽管我们可以对这样的评论一笑了之，但这些或理智或过激的观点确实也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某些偏差。

　　中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了30年，但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高速度背后的问题，有人从资源消耗角度看，有人从环境问题看，有人从产出附加值看，有人从核心技术看，但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就是经济体的价值。价值取决于两件事：一是产出效率，二是相应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教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效率的意义，但对相应不确定性的认识还谈不上深刻。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微观主体传导过来的，对微观主体来说，日常经营的不确定性又可以分为好的不确定性和不好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留好的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排斥不好的不确定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自我实现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品牌。

　　品牌拥有者几乎都有这样一个特质：专门经营品牌，几乎从不生产。生产的任务由下游制造企业完成，产业经济学家们常把这种关系叫“产业链”，他们认为处在上游产业的企业更有利，但对于这种现象本质原因却缺乏可信的解释。实际上，拥有品牌的上游企业的确拥有更大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就来自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扬弃。就拿迪斯尼来说，其下游产业涵盖游乐、食品、服装、玩具和影视等各领域，遇上某些领域不景气时，不利的不确定性由下游企业承担，拥有品牌的迪斯尼公司并不受多大影响，因为它还有其他下游企业可能正经历景气的经营期，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回顾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不利的不确定性全部吸收，而有利的不确定性却要大部分被人占有，想想一只可以卖到10欧元的PHILIPS灯泡，制造它的中国企业只能赚到不足1欧元的利润，这样的企业能有高价值吗？由这样企业占主导的宏观经济体能有高价值吗？

　　如今，中国的企业开始有了站在上游的意识，开始大胆向世界级品牌进军，并形成了一种潮流，从一个宏观经济战略的高度来讲，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要从积极的方面加以呵护和指导，而不是讽刺和挖苦。

　　当然，在收购世界品牌的过程中，我们的收购者可能存在某些认识和把握上的欠缺，比如定价问题、法律问题以及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问题等。但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怀疑的理由，而恰恰是政府、决策机构和管理部门应该帮助民企解决问题的地方。为此我建议有关部门抓紧时间组织人力，在这三个方面帮助、指导民企收购海外品牌。

　　一是收购定价问题，其实，任何收购——从意向上讲——都不能先给它插上“好”或“不好”的标签，收购的成败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收购价格。但定价恰恰又是收购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事情，从收购对象看，收购既是一个购买有形资产的过程，也是购买无形资产过程。对于有形资产的定价，操作起来稍容易一些；而对于无形资产定价，应该从实物期权定价理论出发，根据国际市场关于品牌对象的波动率预期来把握定价过程。同时，不要被原品牌的主营对象所局限，就拿悍马来说，现在的悍马吉普车是不符合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但谁又能说我们今后不能生产出低能耗的汽车来呢？退一万步讲，就是生产悍马牌自行车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吗，问题的关键是当前的合理定价。

　　二是相关法律问题，前不久TCL收购某法国企业，还没怎么着呢，就冒出个劳资纠纷问题。在劳动保护法健全的国家，类似问题总是难免的，这一方面需要我们事前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要把这类问题与定价结合在一起，把养老金一类的固定支出视为品牌标的的红利就是了。但很多国际间的法律问题确实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驾驭得了的，这就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导了。

　　三是管理问题，的确，与世界级品牌的背后的管理水平相比，现有国内民企管理水平确有差距，而落后的管理水平又确实会使品牌的价值降低，是要认真对待。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没有解决的思路，一方面收购者应尽可能的“夺取”品牌背后的管理队伍，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弥补不足；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必须在体制创新上对这些企业给予支持，为其创造建立现代管理机制的客观环境，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如果真能如此，这次收购世界品牌浪潮的意义可就不仅局限于以上所述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建立现代管理机制的契机，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