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传统：从地缘系谱上找基因

　　王石跟我说过两次家谱的事儿。

　　一是关于取舍。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放弃自己该得的40%股份。他说，“我查了家谱30多代，我祖籍是安徽，追溯到湖北、江西，全是农民出身。农民要突然有钱了干什么？三件事：修椅子坟、娶小老婆、赌博……”

　　二是关于传承。2004年深秋，我和王石在杭州对坐闲谈。王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促成了我写《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宏大企业史计划。

　　所谓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

　　说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传统，就要从传承和道统分开来说：这个阶层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具备了现在的特征，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观。系谱云云，关乎的是传承。

　　说到传承，又有两个梳理的方向，一是家族系谱，一是地缘系谱。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没有家族传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彻底断脉。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两个多月后，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用当时的说法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从那时到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状况的改变始于改革开放，从事私营工商活动的人，先是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到1987年才重新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

　　在1980年代，从事创业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边缘人士，如农民（鲁冠球）、城市失业人员（年广久）、大学落榜青年（刘永行兄弟）、复员军人（王石）、国营企业精简下岗工人，甚至刑满释放人员（牟其中）等等。他们无法进入稳定的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军队，因而被“逼”上了发财的道路。1992年之后，开始有中底层的官员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下海（如自称为“92派”的陈东升、冯仑等人）。在互联网经济兴起后，则又有一大群知识青年创业。这些人全数是白手起家，而且在家族历史上，没有商业世家的传承。极少数的例外，如荣毅仁家族是一个仅见的偶然现象。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家在成就事业后，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是又必须回答。

　　也许我们从地缘系谱上，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著名企业家”？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 商业城 (行情 股吧)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