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网络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正在削弱传统产业发展政策工具的效力

　　梅新育

　　“中国物价高于美国”之说流传已有时日，知名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的文章《中泰物价之比让人困惑》令此说进一步升温。然而，这个说法多半只是一个因比较对象选择不当和忽视关税、产业发展政策而造成的误读。

　　根据左小蕾女士的文章，她2010年春节期间在泰国开会旅游度假之余，顺便全面考察了该国交通、酒店、购物、餐饮等生活各个方面的价格，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令她感到困惑。而且，她在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遇到过物价低于中国同一商品价格的现象。倘若只看这些商品价格，“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泰国”结论自是不错；问题是，这里用以比较的是哪个居民群体的消费？作为衡量标杆的那个群体能否构成各国居民的主体？他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能否代表一国总体物价水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片面市场化拉大消费差异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天然趋向分化，不同居民群体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差异很大，经济体制取向和开放经济将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首先，在汲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二战以来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措施，从而缓解了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相反，在缺乏强有力政府或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而加大了不同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这一点，我们从改革后的中国和转轨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时，在开放经济体制下，不考虑“发展国货”等思想驱动下的行为决策，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天然更加倾慕发达国家制造或有发达国家品牌的消费品，从西方名牌冒牌货的流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这些消费品真品往往又价格高昂，中低收入群体受预算制约而主要或完全选择廉价商品，高收入群体则会选择较多的高价西方商品，其消费模式往往与发达国家同类群体差异甚小，但该国居民群体消费差异比封闭经济环境下进一步拉大。

　　在这种情况下，用以衡量一国物价水平的标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价格，而不是小小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价格。片面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更小，其收入和财富对普通居民同胞的倍数更多，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

　　此外，区域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他条件相同，国土越大、地理越复杂，区域发展失衡越严重。与中国相比，泰国是个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的滨海小国，区域发展失衡未必有中国这么大。

　　利用贸易工具保留民族产业生存空间

　　对于一个正在努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保护国内产业，遏制国内居民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提高资本积累，实现经济赶超目标，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原则应当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即使是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理想的状态也不是让它们把高中低不同档次市场“通吃”，而是要能够给国内民族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起步的“根据地”，让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壮大，最终能够与西方企业、西方品牌较量。

　　由于这种“发展导向”的进口壁垒与高收入群体（通常也是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消费欲望相悖，能否有效做到这一点，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美国制造的服装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在其母国的价格，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成功，值得中国引以为荣而不是引为失败。关于法国品牌皮尔·卡丹衬衫在泰国价格是中国价格的五分之三，不管这是加工贸易出口之后再以成衣名义进口，还是直接在国内制作、国内销售，这样的价格也表明泰国的关税和流通体系运行结果是没有给本国民族产业留下更多空间。

　　“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泰国”之说多半不过是误读，但由此折射出来的问题却是深远的。它表明，国际旅游、网络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正在削弱传统产业发展政策工具的效力。

　　前文已经提及，我们要对奢侈品、高价西方消费品设置较高进口壁垒，但国际旅游兴起及其成本相对下降，使得许多国内高收入消费者可以直接到海外采购；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国内一般消费者可以利用网络交易等工具低成本从海外采购，然后借旅游者归国免税进口额度、邮包进口关税减免等规避正式进口贸易渠道下的高关税，从而令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效力部分落空，国内流通产业反而损失了部分收入。与此同时，在媒体市场化等趋势下，较小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某些较高成本的怨言也有可能被误读为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受到了真实的损害，并被成百倍地放大，从而令本来着眼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预见，并早日考虑如何解决。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