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我们都是“负一代”

    一个网帖引出“负一代”

    2010年，裹挟于时代变迁大潮中的“80后”正式步入“而立之年”，时代变迁带来的苦痛，也正向“80后”涌来。他们没有赶上福利分房，却赶上了房价高涨；他们没有赶上创业潮，却赶上了就业荒。背负着父母的热切期望，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背负着高额的住房贷款，“80后”堪称“负一代”。

    三个“80后”向本报讲述了他们的纠结与快乐，困惑与希望。

    “我想要蜗居而不可得”

    年龄：29岁 职业：社区医院医生

    下午5时刚过，脱下穿了一天的白大褂，随意地往椅子上一扔，陈旭活动了活动坐了一天的筋骨，一天的时间，他只接诊了十多个病人——多数还只是来开药的，几乎每一天，他都“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中度过”。

    2005年，在河北某医科大学毕业的陈旭，通过几轮面试，进入了这家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社区医院，一时间陈旭成了家人的骄傲，从乡村考入城市里的医科大学，早就超出了家人的预料，如今到北京当了医生，更是一家人炫耀的资本，一家人甚至为此事，在老家办了几桌宴席庆祝。不过让陈旭没想到的是，来北京工作，却让陈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当时承诺的户口、待遇，都没有兑现，来到北京才发现，社区医院医生听起来不错，但混起来实在是很惨。”刚刚进入医院，人事部门便与陈旭打了招呼，表示由于名额问题，陈旭的北京户口要到第二年解决，然而到了2006年，陈旭的身份成了“往届生”，却无法再享受应届生的落户政策，这一拖就是5年，至今陈旭都没有获得北京市户口，眼看着新来的同事都得到了户口，陈旭只能用“无奈”形容自己的心情。

    不过户口解决不了，并不是陈旭遇到的最大问题，每个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让这个刚来北京打拼的小伙子，几乎连租房的钱都交不起。无奈之下，陈旭只好做起了兼职，每天下班，陈旭便来到社区医院下属的卫生服务站，做起了清洁工兼夜间保安，除了能多挣几百块钱外，也暂时不用再租房子住了。

    “那时候打电话回家，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清洁工为了租房，只跟父母说干得很好，学了很多东西之类。”陈旭坦言，在最初的几年，他时常动辞职回家的念头，但是父母对自己的热望，让自己无法面对，“如果我说放弃，他们有多失望我都能想象得到，这是我最大的负担。”

    “人家总是说‘蜗居’，仿佛‘蜗居’多悲惨，可我是想要蜗居而不可得。”2008年，找了女朋友的陈旭不得不搬出卫生服务站，过上了正常的租房生活，能在北京拥有一处自己的“蜗居”，在陈旭看来还十分遥远。

    “我挣钱的唯一目的，仿佛只是在给房东交贷款。”在北京打拼5年的陈旭，至今存款还停留在五位数。与附近常来看病的居民拉家常，陈旭有时也会说起自己的现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在开玩笑。

    “在很多人眼里，医生就是地位高，收入好。”然而在陈旭的眼里，自己只是一只“无壳蜗牛”——这个由台湾和香港传来的词汇，最为恰当地定义了陈旭的状态——无力购房而必须租房，积蓄的速度如蜗牛一般，不过房价的上涨速度，却如脱缰野马。

    而最让陈旭无法接受的是，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们，许多在家乡已混得有模有样，甚至有些已经成了科室的主力，不少人在家乡也已经买房，这让陈旭羡慕不已。然而与家里人讨论起来，却被父母固执地认为“老家的房不算房”。

    “到了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在北京等待属于我的机会。”春节刚过，房东就上门来收房租。付三押一，交完了房租的陈旭，银行卡又一次几乎归零，“年终奖就这么交待了”。不过陈旭还在努力，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如果医院能够解决他的北京户口，他就能与女朋友一起申请限价房，也许拥有自己的“蜗居”，并不是非常遥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