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中国民间并不缺乏适应经济转型的自觉性与原动力。假如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能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与配套的执行机制，结合政府的成功转型，则不仅能够有效推动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主体自觉加入到内生性经济增长的行列，更有可能通过增长动力的释放，为中国迎来下一个可持续增长周期创造基础性条件。

　　毋庸置疑，最高决策层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首要任务，标志着增量改革行将成为历史。换句话说，中国能否迎来下一个10年乃至30年增长周期，进而跃升为一流经济强国，可能就取决于政府以及广大市场主体在摆脱既有增长路径依赖、真正实行“换血式”改革方面的意志、决心与努力程度。中国自1990年以来陆续形成的经济改革整体性框架与相关制度设计，已到了需要大规模升级并且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

　　回顾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历史轨迹，大凡政府能正视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并能集中海内外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士智慧，在镜鉴与探索中找到并形成指导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方案之时，则中国民间潜藏的增长动力就会被大大释放出来。无论是25年前的“巴山轮会议”还是16年前的“京伦会议”，其在凝聚海内外智慧、求解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方案乃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当全国大部分人都能够突破所有制和意识形态羁绊、接受市场经济是中国可以富并且能够富的唯一路径之后，中国取得连续多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根本不算什么奇迹了。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民间从来就不缺乏适应经济转型的自觉性与原动力。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政府打开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门，并赋予广大市场主体可以充分竞争的行为空间，中国就能创造出不逊于任何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率。

　　只是我们应当看到，自从1995年政府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尽管有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但仍需更加实质性的跨越。探究起来，除了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冲击而全力保增长之外，某些既得利益者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大规模“升级换代”的主要障碍；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为了求得GDP增长而难以克制投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长期以来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不高，加上那些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致经济转型一直未见起色。

　　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凸显最高决策者对既有经济增长方式弊端的清醒认识；对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的迫切期待。而要成功求解这一高难度命题，中国必须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配套的执行机制，加快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结合政府的成功转型，以有效推动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主体自觉加入到内生性经济增长的行列来。

　　基于此，作为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负有政策设计与协调重任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理应在镜鉴往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这个框架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范式，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20年前，由吴敬琏领衔，张卓元、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谢平等人参加并形成的《对近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总体设计》，以及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改革的方案，不仅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那个改革方案有的已转化为政府决策，有的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直至今天依然发挥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已到了需要重新设计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需要的阶段。而且笔者也相信，相较于20年前，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以及有关决策人士应有足够的指数积累和前瞻性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并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整体方案。至于改革的突破口，笔者认为，无论是迫在眉睫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可能是经济增长重要推手的城市化进程等等，都离不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即在相关制度设计时，务必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避免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

　　改革不可拖延，是到了采取实质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