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位媒体朋友的职业品相应该不错，一家三口，没拖没累没挂，年薪35万。按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3万美元至15万美元年收入的标准画像，也算得上是美国版的中产阶级了。可前几天，他却辞掉高管差事，去了二线城市一家电视台做制片人。原因是，北京越来越高的居住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于是迁居就成了他逃生活的最好选择。

    有人肯定会说，你这是没事找抽型的说法。年薪35万在北京还混不下去？混当然能混得下去，但要混出个模样还真有一定困难。就拿朋友说，他是移民到北京的，前几年基本上是打“事业”的底子，论到该打“家底”时，才发现自己原本还是无房户。如果在五环内买套房，需要300万左右，再刨掉按揭和供车、供孩子教育，他这个中产阶级差不多也就成“赤贫”了。所以不离开这座城市能去哪里？

    眼下，许多人对中产阶级这一提法相当敏感，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根本就不需要拯救。这种观念的形成，除了我们身边没一个中产阶级人群的划定标准和系数外，更多的还是潜意识里，将中产阶级与低收入人群对立了起来，甚至掺杂了妖魔化的成分。由此以来，也就造成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中产阶级，慢慢变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群。

    这种尴尬的最好写照是：如果你愿意继续做一位“无房户”，那么头上依然顶着中产阶级。如果你成了“有房户”，那就没落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可以说，在富人与低收入人群的“夹心层”里，你的左岸是圣日耳曼大街，你的右岸是克利希苏布瓦。这种一“宅”定身份、划阶级的不稳定生活和居住状态不仅使城市的创富动力倒退，还使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机械和冷漠。

    我们为什么不去正视中产阶级眼下所处的这种窘迫呢？于社会学和公共分配学而言，是我们没一个“中国版”的中产阶级指标体系；于家庭经济学而言，是一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已大大超出了中产阶级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中产阶级不断贬值为“夹心层”，与低收入人群在同一屋檐下争住房、争市政公用品。

    其实，中产阶级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中间地带”，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其功能和作用，特别要让中产阶级的指标放下“身段”，向他们提供减税和增加就业的机会。包括在设计住房公共政策上要有针对性、灵活性，不能一提中产阶级就炸锅，就认为是在劫贫济富。此外，既然一位青年研究者都能自费做出一个“蚁族”调查，国家那么多高级智库为什么就不能制定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标准像”？

    有必要提醒的是，中产阶级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泛政治化”的牺牲品。当民主和法制进程需要他们时，就是顶天立地的中产阶级；当分享社会公共品时，又成了口水中的“边缘人”，甚至失去了减税、免税的优惠支持。更应警觉的是，我们还必须防止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将中产阶级当作一个任人摆布的“伪命题”，在住房供应上造成一种购买力的假像。

    要知道的是，在中国拯救中产阶级并非特殊照顾，就在昨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中产阶级资助计划里，那些年收入低于8.5万美元的育儿家庭都能享有一份税收优惠，足见中美对待中产阶级的态度不同。

    因此，维护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居住质量，帮助减轻大学生的贷款负担，创造更健康、持续的就业机会需要我们换一种思路思考。但愿正在召开的各地“两会”，也能将政府预算的算盘往中产阶级身上划拉划拉。

    当然，先决条件是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财政补贴先倾向于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