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个在谷歌总部实习的工程师收到一封用户邮件，对方宣称谷歌地图中台湾被标注为“中国一省”是错误的，该实习生没做太多思考就将这几个字去掉了。此事旋即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用户的强烈抗议和政府压力让谷歌中国措手不及，在将地图恢复原状后，还须向中国监管机构和网民致歉。虽然谷歌中国认为道歉理所应当，在总部这却是一个问题。如果道歉言辞不当，就会给持异见者新的攻击口实。

　　绞尽脑汁后，负责处理此事的谷歌中国高管用中、英文撰写了意思相同的两封信，先交给总部审阅，通过后再递交中国监管机构。其中的奥妙是，这两封看上去表达完全一致的信，在“policy”这个关键的单词上，中美两边都可按照自己倾向的方式解读——在中文里它可以被翻译为“法规”，而在英文中则可被理解为“法律”。也就是说，在中方看来，谷歌中国为没有遵循中国国情而道歉，美国总部则认为道歉是因为没有遵守一国法律，自然不便置喙。

　　过去几年中，这种微妙而艰难的平衡在李开复的小心经营下一直维系着，直到2009年6月“涉黄”事件将矛盾推向新高。这大概是ICP牌照问题之后谷歌中国经历的最艰难时刻。一位离职不久的谷歌前员工对本刊表示，在ICP牌照后所有退出中国的传言中，李开复和谷歌中国管理层仅对“涉黄”事件引发的骚动作出过正面回应。“他说谷歌肯定不会撤离中国，请大家放心。”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据说，李开复为此找到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通过美国商务部和商会等渠道与中国监管机构协商解决。最终，双方的妥协结果是屏蔽Google.com，同时中止Google.cn的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进行整改。

　　看上去，谷歌中国再次化解了危险，但其中潜藏的问题再次凸显。对谷歌总部而言，将美国商务部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力量牵扯进商业事件并不值得嘉许，对中国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求援同样让人不快。

　　类似事件的累积终于将李开复置于“不如归去”的境地。据熟悉谷歌的人表示，李开复为争取市场份额曾在2009年上半年申请一笔资金做营销，谷歌总部本来就反对营销、坚信只要产品足够好就能吸引到用户，更因经济危机停掉全球所有市场招聘预算，这个要求自然绝无可能满足。最终，此事成为压倒李开复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说李在离职前曾带领一批高管拜访多名中国监管机构高层，而在本刊最近一次采访李开复询问其在谷歌的遗憾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更早、更坚决地让谷歌总部高层理解中国的具体现实。

　　蝴蝶效应

　　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谷歌究竟是不是为了“做正确的事”而放弃商业利益。

　　引发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中华区的营收在谷歌全球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虽然没有明确统计数据，最乐观的推算结果也将这一数字置于3%以下。看上去，谷歌放弃的是一个无足轻重且长期难有起色的市场。但不要忘记，跨国公司们对中国的追捧并非为了眼下利益，而在于对“明日之星”的寄望。因此，微软和惠普已明确表示对谷歌决定的不理解和不跟随。

　　实际上，在英特尔、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戴尔这几家跨国IT公司2008年的收入中，大中华区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3%、13%、7%和5%，而根据全球第一大PC制造商惠普2008财年第四季度财报，“金砖四国”总体收入才占其全球收入9%。这些并没多高的数字已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且还得益于其产品是芯片、手机和PC等实物，中国在作为消费市场的同时还是很好的生产基地。相比之下，微软这样主要依赖无形产品的IT公司大中华区收入不到全球收入的2%，而雅虎、eBay和美国在线等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均已败走麦城。

　　公共事物及战略咨询公司安可顾问（APCO Worldwide）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很多公司入华是因为认为不能不进入一个增长如此迅速的市场，但若发展势头不好，它们就会设想没有中国市场也可以。对谷歌中国而言，要超越百度确实越来越难。艾瑞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谷歌在华市场份额仅为17.9%，连续3个季度出现下跌。

　　当可预见的短期商业利益并不值得捍卫时，谷歌在中国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促使其做出激进决定。但必须指出，如果谷歌真的受到有关知识产权和用户数据窃取的攻击，其撤出决定就是对其全球品牌和业务基础作出的保护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