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风使谷歌的销售效率和业绩在刘允进入后有了大幅提升，但在这种创新主导的宽氛围公司中，刘也被一些人认为没有那么“谷歌”。据了解，李开复离开后刘允的一个重要战略转变，是将谷歌中国的资源集中于京沪广深杭5个主要收入来源城市，以此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收益。这种做法无疑引起争议。

　　谷歌中国的另一位主导者杨文洛则有着深厚的研发背景，曾用4年时间将英特尔在中国的软件实验室打造成国际级的产品创新中心。虽然与李开复都是技术出身，但据说杨更倾向于把谷歌中国变成全球研发基地。

　　由这样两人同时主导的谷歌中国，必然不同于李开复时代。一种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是，谷歌中国在业务上将更趋务实，并应当摆脱新媒体色彩回归技术。这种转变或有助于谷歌中国立足于复杂的中国环境，据说2009年11月谷歌曾受邀参加某次政府会议，并得到认可。

　　但这并不能掩盖谷歌中国在总部和监管机构间的两难境地。这种三方博弈从其入华以来从未停止，李开复曾凭借自己在行业中的资深背景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斡旋角色，在总部为谷歌中国争取种种宝贵的支持和信任。

　　比如，其与谷歌CEO施密特私交很好，后者常在董事会上支持谷歌中国。很多来自微软的谷歌高管也对李开复很有帮助，即便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他们也经常私下给些诸如应该相信谁、这事找谁去比较合适的建议。此外，李将谷歌中国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功劳，也为其在谷歌内部赢得很大尊敬。

　　同时，李开复在沟通方面的技巧也有助于谷歌中国赶在问题爆发前就打点清楚各个环节，而非等到不可收拾时再去对抗或妥协。“他知道回邮件时怎么既让对方有面子又能把事情摆平，知道邮件应该发给谁、回的时候又应该抄送谁、不抄送谁。”一位谷歌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

　　李这些出于性格天赋和前半生职业积累的诀窍在刘允身上显然难以复制。虽然刘同样有着谷歌总部和中国员工的支持且能力斐然，但如何坐稳这把“热凳子”并使之降到常温，对其仍是相当的挑战。不过，若将谷歌总部的突兀决定完全归咎于谷歌中国新团队的沟通失职，却也有失公允。

　　带着镣铐起舞

　　谷歌出事后，李开复在其微博上写下：“一个明知船在沉没的船长绝不会弃责而逃。”

　　可以肯定，李对谷歌总部此次的突然声明事先一无所知，但他必然清楚谷歌中国这条船久已处在漩涡中。一个熟悉李开复的某跨国公司高管曾向本刊表示，李在谷歌的后半段生活像“夹心蛋糕”，“非常不快乐”。个中原因不难想见——总部和监管机构往其肩上施加的负担日益沉重。

　　任何时候都显得温和、耐心且善于与人交往的李开复在政府公关上颇费心思。2008年中，百度的一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谷歌中国当时是工信部树立的典型，这让百度艳羡不已。

　　但随着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愈加严格，谷歌对中国市场是否值得争取、中国规则是否值得遵循的争议日益增多。总部员工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多元，其开放的文化又支持对中国持保留态度的员工不断对中国问题提出异议。李一再周旋其中，但事态发展给他和谷歌中国留下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

　　一个插曲是，早在进入中国时，总部虽表示对谷歌中国团队寄予厚望，但不允许其工程师在国内随意访问某些源代码。据曾就职于谷歌美国总部的人表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谷歌工程部的一名高管，且此举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意识形态使其对中国心存芥蒂。当时，李开复正忙于应付微软的诉讼，虽与施密特就此事进行过探讨，却没顾得上将争论到底。一个更为著名的“自由斗士”是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俄罗斯长大的他对政府内容审查非常反感。

　　这种始终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加之中外商业环境和游戏规则的迥异，为谷歌中国今天的命运埋下伏笔。一个大概无人愿意承认的死结是：谷歌中国越想成功，就越必须本土化；但其越本土化，越可能背离总部的想法和做法；而越听从总部的安排，越难以本土化，也就越难以成功，最后还是无法得到总部谅解。

　　在2008年下半年和《环球企业家》谈及“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公开对中国表示不满”一事时，李开复曾表示：“他是一个技术天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盖茨也会说这些，所以不用特别在意。中国的决策还是由埃里克来做。”

　　作为对营收直接负责的职业经理人，显然施密特更能平衡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间的关系，但谷歌中国团队仍需在其中进行巧妙而职业的沟通。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便是2005年10月的台湾地图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