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不太平，接二连三的寒潮给能源带来极大压力，由于有关部门在2009年大量关停了民营资本投资的小煤窑，一个正在积极走向市场经济的煤矿行业，变成基本上以国家控股为主，致使市场经济出现了“返祖潮”，在寒冬来临之际，大面积的煤荒和电荒让发改委等部门措手不及。

    自从山西煤改以来，国进民退的质疑之声就没有消停过，温州资本败走山西正是这种质疑的一个基础事实。但正当关停中小煤矿导致减产之际，屋漏偏逢连夜雨，正遇到气候的冰河期到来，连坐拥丰厚煤炭资源的山西省，也没有逃掉拉闸限电的命运。如果说，坐着煤山却闹煤荒是个笑话，但这个笑话却正在上演。从1月5日起，太原供电分公司发布“限电令”，而比太原更糟糕的是，寒潮之下，拉闸限电风只用两周时间就席卷华东、华中多个省市。之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困境，天气原因不能说无关，但行政权力强制干预市场，导致市场的报复却是主因。

    大部分中小矿井停工，是导致这场两荒的直接原因，资料显示，整改前，全国中小煤矿煤产量占煤矿总产量的50％以上，2010年后要争取13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达22.4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6％。2009年，山西煤炭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形成了4个年产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和3个5000万吨级以上大型煤炭集团。这显然是权力拉郎配式的干预，一味求大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大量的煤炭紧缺，价格强制性的干预又是雪上加霜，加剧了供需失衡，煤炭每吨涨价五十元。看来权力干预除了制造供给紧缺外，还会导致价格的暴涨。权力是管不住市场规律的，违背市场的规律，市场只好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给予反击。

    在铁的事实面前，发改委的官员们不得不反思：一刀切地关停并转小煤窑给煤炭市场的供应带来了较大压力，只好下发文件积极鼓励小煤窑尽可能保持正常生产。

    国进民退是外界对山西煤改的解读，连老百姓都知道国企的成本高、效率低，可是某些官员们还要搞大集团，盲目的扩大企业的规模，将市场挤压的只剩一点小空间，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企业和市场互相替代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的确定应当根据市场的性质与企业的性质决定，不能随便任由权力界定，如果权力乱界定，只能导致市场的报复和企业的低效和无能。

    我们在追求企业大规模，而且还采取权力干预企业与价格强制干预的极端方式，搞拉郎配的行为，与一律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有某些神似。甚至有追求“一大二公”的影子，而这样的一种风气还成为新时期的“样板戏”，内蒙古、河南和山东等地有关部门纷纷派代表到山西调研取经，有仿照“山西模式”整合当地煤炭业之意。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潮再起，人们普遍担忧会伤害生机勃发的经济，走向旧体制时代的“回头路”，所以，质疑之声不断涌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轮的寒潮倒是直接暴露了这种权力干预市场的弊端。

    或许，有人会说，扩大煤炭企业的规模，是为了遏制频频发作的矿难，但最近很长时间，大煤矿也频频发生特大矿难。2009年12月份发生的鹤岗矿难死亡108人，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矿难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有何关系呢？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方君实曾表示，我国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7%左右，但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我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这么惨重的矿难，更多的是与的瓦斯事故控制水平和抽采利用水平较低有关，与企业规模大小何干，企业规模扩大不是制止矿难的有效手段。

    应当说，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只要是合法地在中国经营，都应当是国家的子民，不能因为国企和央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就厚此薄彼，将民营企业挤压到狭窄的空间里去。

    也有一些官员不承认国进民退，他们从数量上和整体上解读，事实上，我们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的是比重。如果以数量比来衡量，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打个比喻说，一万只蚂蚁也没有一头大象重。还有，民企的比重这几年的比值上升不代表某个时期不在下降，更不代表某个行业所占比重不在下降，国内质疑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你拉长时段只是在掩盖问题。

    另外，结构升级换代并不是压制民企的理由，国企未必见得就会在产业升级换代中做得很完美。民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具有功不可没的成绩，无论是带动就业，创造GDP的贡献，都是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一旦政府发现出了一点问题，就可以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这反而会给经济带来难以确定的负面效应。煤荒和电荒的事实已经逼慌了发改委，也给权力过度干预市场和遏制民企敲响了警钟。

     注：周末晚上来到了上海西郊的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国宾饭店。我的老朋友与这家饭店厨师长是多年世交，所以给我们餐饮待遇自然照顾得极为周到。但看到占地广阔的大饭店，与稀稀拉拉的客户，显得人气极为清淡。很清楚地看出，这家国营五星级饭店没法与社会上大量民营饭店去竞争，但国家还是每年在亏损地照顾这些贴钱的国字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