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

　　不能扣“原罪”帽子

　　记者询问保育钧对民营经济“原罪”说法的看法。他告诉记者，一般地谈论民营经济原罪的说法是很不科学的。更不能把发生在具体人身上的个别事件不加分析地扣在民营经济上。

　　保育钧说，比如黄光裕，他当年创办了连锁经营家电的模式，是有功劳的。但他后来因操纵股市、违规诈骗等原因犯罪，这是他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不能一概而论。“开始他做家电连锁，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有功劳。接下来他搞房地产就有很多猫腻了，包括他的银行贷款。其实两年前就有消息称黄光裕卷入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违规贷款案，但案子查了一半被保下来了。”

　　保育钧认为，民营经济是突破旧体制，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突破单一的公有制体制。所以，如果用维护旧体制的标准看，它是大逆不道的，但这恰恰正是它的成功之处。“当年个体户的成因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工作，国家允许他们去搞个体经济。他们不仅仅没有罪还有功劳。他们推动了改革，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保育钧告诉记者，深层次地分析黄光裕事件，归根结底是环境不健康，权力在配置资源。“公共产品是为大家服务的，但是黄买通了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这就是因为环境不健康而引发的民营企业违法现象。”

　　保育钧强调，政府执政能力需要改进。营造一个良好环境是让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健康环境的理解，保育钧说，一个健康的环境就是公权力要为公共服务，不能为个人服务。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很容易出现公权力作为一种资本用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怎么约束我们的公权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公开，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记者手记

　　政府应是“裁判员”

　　本报记者／李冠楠 发自北京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亚当·斯密，再到罗斯福新政，保育钧对经济理论的研究，让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记者感到汗颜。从他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判断中，记者找不到一点他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到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过渡的痕迹。

　　“凯恩斯理论是跟罗斯福新政在一起才起了作用的。这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才行。”整个谈话中，保育钧谈论最多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一个“裁判员”的身份。

　　对于当下中国民营经济的现状，保育钧更愿意从宏观角度去解析，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在他的理论中，国家大环境健康了，才有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才有中国经济的腾飞。

　　在保育钧看来，未来的中国定是九九归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在一个规则下自由平等竞争，并不断融合。

　　送记者出门时，保育钧叹着气说：“研究民营经济，我感觉自己是越来越危险了。”对于这样一句话，记者不知道该怎样去理解，但似乎只有发现问题的人才会有危机感。而发现问题的人越多，解决问题的人也才会更多，不经意间一种良性的循环便悄悄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