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但政府投资过多实际就把私人投资挤出了。

　　姚洋：对，地方不缺钱，民间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会更关注收入产出以及质量。如果能够把民间资本引向正确的投资道路，当然是最佳选择。政府加入投资队伍还导致政府深入到微观经济中来，失去独立性与宏观视野，角色混淆。

　　《中国经营报》：三十年的改革改变了一穷二白，也不可必避免催生了某些利益集团，上述情况是否也表明中性政府的基础和以往有所不同呢？那么如何维持一个中性政府的土壤呢？

　　姚洋：与过去相比，我们政治基础确实有所不同，我们在抵制民粹主义方面一直做得不错，但是最近却明显偏向资本以及国有企业。最近几年国有资本反弹非常厉害，比如某些官员居然说“国有企业是亲生儿子”，这样的话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某些大型国有企业老总的亦官亦商，可以随时转换角色，已经形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大利益集团；同时地方一把手抓经济情况很容易使得地方政府与经济越扯越密，不可避免走近地方精英以及有产者等利益集团。

　　我认为这些现象根源在于近阶段的党政不分，这是对改革的回潮，我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持中性立场。过去国有企业厂长是一把手，现在往往只是党委书记的办事员。所以下面应该重提党政分开；其次应该加强人代会的制衡作用，比如预算，可以成立专业人员组成的预算委员会来为人代会提供意见参考。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坚持把中国改革看做道格拉斯·诺斯所谓“有效制度变迁”，但是目前有人认为改革缺乏动力，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姚洋：我们过去改革一直强调实践的务实主义，其实2005年改革在大的方面已经基本完成。这些年务实的精神还在，但是有些顺势而来，缺乏超前的想法，加上现在改革要触及利益集团，所以阻力很大。因为实践往往需要超前于现实，制度是人设计出来的，我们没有改革意识，那么改革自然也缺乏动力，强势的东西会出现控制这个国家，中性政府基础如果没了，将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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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姚洋与官员仇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最早对“仇和新政”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这位师从林毅夫的经济学家，曾言：“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面对批评，昆明市委市政府主动邀请姚洋前往昆明，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昆明的招商模式和环境治理情况。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姚洋参观了滇池和开发区，接受了市委书记仇和设宴款待。临走前，姚洋给仇和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姚洋承认，此前对昆明环保措施存在误解，但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姚洋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