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周年，中国发展迎来阶段性总结的时机。

　　中国经济增长神话如何形成？渐进主义为何唯独在中国成功？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思考这些问题，并交出一份答卷——《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在这本著作中，姚洋自认首次将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互动理论模型化，而他提出的“中性政府”的概念在公共空间激起巨大声浪，余波未平。

　　中性政府是务实选择

　　《中国经营报》：关于改革经验的研究不可胜数，不少学者都把地方分权制度看做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但是《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一书中好像更肯定中央政府发挥的作用？

　　姚洋：我认为本书强调了地方创新与中央政府政策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往的理论往往强调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创新，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性往往在改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比如价格改革、加入WTO等等，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完成；再比如公认在地方创新下完成的企业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抓大放小”政策，意识形态还是一直“捂盖子”，那么很难想象企业改革能够顺利完成。

　　《中国经营报》：你提出了“泛利性政府”或者 “中性政府”概念，并强调这是中国改革成功一个重要因素，能再深入谈谈吗？

　　姚洋：我认为中性政府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她能有效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受民粹干扰，提供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总结来说，所谓中性政府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关键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比较中立。东亚各国的政府、尤其是在其发展的早期多为中性政府，中国政府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并没有屈从民粹呼声，而是坚持推进改革。如果认为分权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那么中性政府则为这些创新被最终采纳提供了保障，在推动中国改革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事实上，政府在市场上不可避免地代表了多重身份，中性政府也好，泛利性政府也罢，你对你的观点引发的很多争议怎么看待？

　　姚洋：我认为可能是表述引发的误读，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

　　重提党政分开

　　《中国经营报》：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政府巨量的投资大多砸向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中性政府的理论如何体现呢？

　　姚洋：政府在两次金融危机中都为了刺激经济而投资基础设施。虽然有人认为对民生关注不够，老百姓受益不高，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比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发消费券保守谨慎，那样过于民粹主义。从长期以及全国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政府投资于生产性方面肯定是对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中国长远(0.455,0.04,8.33%)发展。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发债可能带来未来政府信用破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