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为该杂志2009年年度人物，而“中国工人”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同时上榜。伯南克和周小川上班不足为奇，大国高官嘛，位高权重，最容易露脸。
 
    君不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哪里都是“星”么？如不是乔丹篮球打出了“乔丹时代”、博尔特百米跑成了“世界第一”，黑人里又有几人能得出殊遇？君不见，周行长感叹一句“促内需我们没有经验”都是重大新闻么？若非小川是央行行长，这样的感叹没准便会被人斥为“还用你说”罢了。
 
    如此，真正值得注意的“年度人物”倒是“中国工人”了。因为在中国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大张旗鼓的表彰央企为“保8”做出了突出贡献，不愧为“共和国的长子”的时候，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却把“保8”首先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并刊出了深圳宝安区四位女性“农民工”的大幅照片，着实让“农民工”露了脸，让“中国工人”露了脸，也让“共和国的长子”中的工人们露了脸。
 
    只不过，美国人似乎比李荣融主任更突出了中国的“领导阶级”，更突出了中国“领导阶级”里地位最低的那个群体。因为众所周知，央企的“正式工”待遇显然不是可怜的“普通工人”可与比拟的，更遑论那些打零工的城市“农民工”一族。在此，工资是一方面，奖金是一方面，福利是一方面，社保是一方面，社会地位是一方面，家庭聚散度是一方面，而在这六大方面，普通工人都根本无法与央企职工相比，尽管人数比央企多得多。
 
    以这四位上了《时代周刊》人物榜的姐妹来说，她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初中学历，都是16、17岁便离家出外打工，但现在，除了仅仅21岁便已工作了四年的彭春霞外，其他三人都是十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了，但也只有身为“主管”的肖红霞总算能与子女一起生活，而她的儿子读小学每学期的“借读费”还高达4000元。
 
    也正因如此，她们都自觉位卑人微，所以当记者问她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登上人物榜且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肖红霞的反映是，“代表中国工人？太夸张了吧！”而当记者问这次“成名”对她们影响如何之时，肖红霞说：“没什么变化。但我担心老是有人来采访，会影响工作。耽误工作是肯定不行的，周末怎么采访都可以。”而由此我们想到的是，若在央企有人被诸如央视等等媒体评了个“年度人物”，怎会担心“耽误工作”？不会的，“领导”早给安排好了，上电视，登讲台，作报告，一个月工作都不会“耽误工作”。
 
    有人说，“中国工人”上了《时代周刊》是中国的骄傲，上了“福布斯”则是中国的自豪。但我以为，还是先别急着“自豪”为好，因为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也必须关注的是，第一，那也要看是哪一个集团里的“中国工人”；第二，那也要看是被什么人评出来的；第三，那也要想想为何“中国工人”为何总上不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为何我们自己的“年度经济人物”总是那些衣冠楚楚、荷包鼓鼓的高官高管、老板老总和名流名角？
 
    弱弱地问一句，美国人都知道为“保8”中国有个“普通工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定的“领导阶级”及其共为“基础”的“联盟”难道没资格成为“年度经济人物”？而若他们还有所指望的话，也只能“年年失望年年望”？或在“春晚”以“超生游击队”、“伺候月子的人名”或者“不差钱的乡巴佬”露一小脸？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人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和牺牲都是巨大的，当“下岗职工”成为城镇的被同情对象，当“农民工”成为被压榨的代名词，当“开胸验肺”、“跳楼讨薪”、“玉娇怒杀邓西门”等等悲剧一再发生，其背后便是国企为“保8”的贡献，是高楼大厦平地起，是“第三产业”大幅促进了GDP的欣欣向荣！然而，他们又何曾当过什么“先进”，当过什么“模范”，或者哪怕敢做一回“当领导”的梦？

    是的，谁也抹杀不了他们的贡献，否则也便不会像中国女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一样，“墙里开花墙外香”，搞得中国改革前沿阵地的女工们都受宠若惊；
 
    是的，谁也否定不了他们的干劲，否则也不会有德国媒体为中国工人的“干劲”感到“震惊”。因为德国媒体观察到，当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到达多特蒙德后，他们干劲十足，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意去干的工作！
 
    辛苦么？辛苦；可叹么？可叹；廉价么？廉价；感人么？感人！贡献多大？无人不夸；干劲如何？世界第一！这便是“中国工人”，这便是中国工人留给老外的印象。但更可叹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却严峻地指出，在国内，“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很突出，而且这种“侵蚀”有逐渐强化加大之势。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我国现存财富分配机制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侵蚀”：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这一趋势下，如果再考虑到今城市的高房价早已把他们收入的大半消耗殆尽，再考虑到咄咄逼人的通胀很可能让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发毛”，则“干劲”十足的中国工人，尤其是缺乏暴涨的底层工人，便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了。
 
    当然，薪酬占比低和教育投入、科研费用占比低一样，一直是中国社会存在的老问题。对此，不对其进行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调结构”所要求的“刻不容缓”的变革，想在短时期内改变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便如此，更值得警惕的消息还在后面，即工资占比低的背后还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数字显示，占职工8%的国企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五成五，其余九成二职工收入只占四成五。如此，普通中国工人的被剥夺感、公平感和幸福感又大大下降了，因为即便是在央企、国企等“共和国的长子”们的“大家庭”里，普通工人由此想到的也是，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阶级”，而在临时包工队、私企、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里，工人们能被少剥削便谢天谢地了。
 
    此时，我们能指望他们去体验“领导阶级”的法定地位么？即便偶尔上了回媒体，我想他们的反应也一定和肖红霞是一样的：哇塞，中国工人，“太夸张了吧？”
 
    然而，在《时代周刊》盛赞四位中国女工之际，在央视盛赞曹李俞等三位“2009年度经济人物”之际，我还是真切地希望在2010年，“中国工人”也能在国内主流领导媒体当一回“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尽管我深深知道，中国工人或许对加工资、提福利、长医保、社会安定等更感兴趣一些。
 
    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价值导向，更是一种期望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必须倡导的“价值投资”。否则，取向便有问题，导向便很势利，基尼系数高悬的中国社会也便难免在经济衰退的空前危机中震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