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9年12月7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调结构”之所以成为未来宏观经济的重中之重,是因为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需求与产能的失衡,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失衡。投资驱动,产能过剩,过多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发展质量,是目前经济工作的主要问题。如何调整结构?通过什么渠道和手段调整结构?怎样才能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政府主导和推进的“调结构”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吗?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要调整结构,先得找出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不从结构失衡的源头调起,花再大的力气也是白搭,闹不好还会形成新的不平衡。那么,到底是谁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衡?
先来看看投资。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68634亿元,同比增长32.1%,比上年同期加快5.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73535亿元,增长37.8%;房地产开发投资31271亿元,增长17.8%。到位资金189487亿元,同比增长39.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69.8%,国内贷款增长46.4%,自筹资金增长32.2%,利用外资下降15.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的32.1%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了37.8%,而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69.8%,国内贷款增长46.4%,民间投资不振,外商投资下降,投资驱动,主要是国家投资唱独角戏,而国家投资是通过国有企业实现的。
再来看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目前被国家列入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以及电解铝、造船、甲醇、电石等产能过剩矛盾比较突出的行业,其中绝大多数行业都是国有企业主导和集中的领域,而导致产能过剩的“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也只能是政府和国企所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浪费投资资金达一万亿之多。更有甚者,就是某些新兴产业如多晶硅,这个地区上个一万吨的项目,那个地区就上个10万吨的项目,而另外一个地区就敢上个30万吨的项目。这种地区间和政府间的投资比赛,正是导致这些“新兴产业”在短时间里从短缺到饱和再到过剩的主要原因。
可以非常明确的是,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政绩冲动、权力冲动和国有企业的粗放投资行为,是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由市场行为导致的,而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导致的,是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所形成的结果。这种“计划性”的、长官意志的、违反规律和低效率的重复建设,不但导致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失衡,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资源损失。所以,要调整结构,首先必须调整政府行为,抑制投资冲动和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以及不断得到强化的垄断趋势,把政府和国企自身作为调整的对象,才能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令人十分可笑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借口“调整结构,产业升级,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强制推行“国进民退”,在某些产业领域实行“再国有化”,驱赶和强制赎买民营企业,所属国企一掷千金屡创新的“地王”,以政府主导的“拉郎配”来代替市场交易,试图通过强化政府行为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这种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行为的扩大化和国有企业的有持无恐,必将成为中央调整经济结构主要压力和阻力,并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调整经济结构,不拿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开刀,却拿处在市场核心的民营企业开刀,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不叫结构调整,这叫倒行逆施。
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逆流,不但有违中国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是进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把国家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投资为主向减税富民为主转移,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和激活民间投资,从最终消费环节启动经济的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降低行政配置资源的力度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继续坚持“国退民进”的基本改革方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政府主导,国企跟进的模式,只能是越调越失衡,越调问题越多。不解决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由来已久,积疾已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最关键的,是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逐步走上正轨。最迫切的,就是防止各级官员把结构调整的经念歪,借结构调整之名行体制倒退之实,把结构调整引到邪路上去。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果断启动新一轮改革,通过改革解决积累的问题。否则,就结构调结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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