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的积淀还是关键时刻的政策选择，都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得益于此，中国在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时处于比较从容的地位。也正因为此，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德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未来更应该着力应对的是内部经济的“协调”。

　　《中国经营报》：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从中国自身历史的纬度来看，中国这种位置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德怀特·珀金斯：30年前，几乎没有国际经济会议关注中国。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探讨世界经济问题的会议。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必须承认，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下，目前中国经济也必须面对消费物价指数下降、货币贬值压力加大等问题。从内部来说，中国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难题。我认为，中国提出“协调”发展的战略，其目的并不在于如何实现均衡发展，而在于如何确保那些发展过程中的落伍者不至于长期停滞不前。只要在生产和就业领域进行结构调整，并使绝大多数人拥有必要的技能，那么，就有可能使其共同向前发展。

　　从地区发展来看，大量非技术型工人受市场力量驱动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但是，似乎并无大量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一问题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四川省和重庆市的14倍（2000~2001年）。而对于更为重要的国内投资而言，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江苏省和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约比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多2倍。而在最贫困的省份，如贵州省和甘肃省，实质上外国投资极少，而国内的投资者又主要是对市场反应相对迟缓的国有企业（占65％）。

　　在内陆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资本愿意投向这些地区呢？部分原因可能包括：落后的基础设施和高昂的运输成本。某些地区，如山区较多的贵州省等，可能永远都难以吸引更多的非农业投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内陆地区的环境难以招商引资。例如，与沿海地区相比，在内陆投资建厂需要更多的审批环节和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而国际研究机构的资料显示，某些国家的落后与这种营商环境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的前景，与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相对从容的位置得益于什么？

　　德怀特·珀金斯：要全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本书长度的答案。毫无疑问，有几个重要原因使中国经济，在危机的应对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经济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商品（石油等）的出口 ，而这些商品价格是非常不稳定的。相反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其价格相对稳定，当然这些商品目前也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

　　与韩国相比，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可以更多地依赖于其国内市场，当然，目前中国的国内市场还是一个潜在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因此中国需要更多地拉动内需。可以说，因为中国还处在相对早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使得其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韩国。当然，与中国相比，韩国的优势在于，其有一个更先进的经济和更高的人员教育水平。

　　与印度相比，中国已完全开放国际贸易（进口和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而印度仍然有许多限制；中国已经基本上消除文盲，而印度的文盲数量依然庞大；在印度，想要调动过剩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去修建灌溉系统和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而在中国农村，早期的公有化过程，使得剩余劳动力的动员工作比较成功，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

　　《中国经营报》：谈到中国农村，你对解决中国城乡差异这个难题有何建议？

　　德怀特·珀金斯：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以降低农民的税务负担，并加大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但是，仅仅对农业进行投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

　　出现这种问题的一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许多农产品(17.25,-0.05,-0.29%)在单位产量上已经接近了生产力的极限。按照世贸组织协定，中国不能向农民提供大量补贴，但是，中国难以承受日本、欧洲和美国模式的农业补贴。

　　绝大多数发展缓慢的国家，如果想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只有尽可能地向农村的各种辅助服务机构提供补贴。由于城市中并没有大量现成的工作，因此，大量向城市移民并不可取。不过，中国的国情不同，因为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可以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必做街头小贩或者通过从事其他条件更差的工作来谋生。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在城市定居并且就业，国家应当向他们提供比在农村时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医疗保障。

　　当然，除了学校和医疗所之外，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必然涉及到大量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住房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尽管目前的住房能够满足中国当前的城市人口所需，但必须考虑到农民务工者可能难以承受目前城市的最低住房标准，并因此不得不寻求补贴或居住在城郊的简陋棚屋中，这种情况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大同小异。

　　尽管如此，这些投资的最大障碍可能并非源于资金问题，中国目前拥有巨大的投资来源。我认为，真正的障碍可能来自于许多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一些人并不将农民工视为可以迅速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群，而是将他们视为引起城市社会问题的绊脚石。

　　为了便于对农民打工潮有条不紊地进行控制，其中一种策略就是将尽可能多的人口限制在农村——只允许那些工厂和服务行业确实需要的人口入城。这种策略可能并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因为农民拥有土地，天生并不是政治激进分子。但是，对于旨在尽快改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水准的中国历届政府而言，这种策略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农村人口希望在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

　　德怀特·珀金斯：钱是否花在了正确的事情上？

　　所有宏观经济学家，最近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都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地区长期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相关。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主要问题是本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毫无疑问，中国的刺激计划和中国的GDP高度相关，数额之大，或许足够支撑一定的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钱是否花在正确的事情上以及融资方式是否适当？另一个突出问题是2、3月份银行放贷剧增是否是正确的刺激方案，是否能带来适当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