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比国家更古老。

　　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国际贸易理论历史已有两百余年，而中国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则主要紧跟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张二震教授看来，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日渐深化，如今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与国际投资紧密结合，呈现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国际分工也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转变，实质形成生产要素为界限的分工。在此格局下，他断言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至少还可以维持20年到50年。

　　只要应对得当，新一轮全球化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

　　国际分工大变局

　　《中国经营报》：回首60年，特别是最近七八年，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质与量的提升，那么，对建国60年来对外开放历史该如何梳理呢？

　　张二震：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毛泽东主席也说过“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太多机会和条件与其他国家贸易，理论上与政策上都没有达到开放时机。不过，那个阶段保留香港作为开放窗口现在看来很具有战略眼光，而当时工业化进程也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先进国际生产要素与中国劳动力结合做了准备。

　　今天来看，对外开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是1978年到1991年，属于对外开放的探索性阶段，特点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其重要标志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中期是1992年到2001年，可谓对外开放的高速发展阶段，特点是发展开放型经济，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第三阶段则是以经济国际化为特点，时间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

　　《中国经营报》：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理论演变路径有什么特点？

　　张二震：一直以来，由于时代限制，中国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往往滞后于现实变化，实践往往是走在理论之前，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一篇谈如何科学地认识比较成本理论的文章，公开提出比较成本理论可以作为对外开放的参考，这是一个重大突破；8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逐渐有了起色，不少学者对此做出了贡献，我认为当时最重要一本国际贸易著作当属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进入90年代之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迅速，开始成为显学。

　　《中国经营报》：国际贸易理论其实是与开放经济理论息息相关，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看起来好像对发达国家相对有利，全球化也许会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这轮全球化中却获得了飞速发展，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二震：如果按照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开放总体来说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更为有利，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靠贸易保护政策，以阻隔来自国际市场先进工业的竞争，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研修，当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讨论成为热门新闻，理论上应该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比发达国家的美国更反对自由贸易区，但实际情况却是45%以上的美国人反对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我大受触动，开始思考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分工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国际分工可以大致分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如今国际分工正在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的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导致国与国之间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带来国际产业转移新特点，也就是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也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我认为，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重组的主体，外包也因此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式。

　　也就是说，要素流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产业转移给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只要应对得当，新一轮全球化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原因。

　　未来20到50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仍旧是低成本的制造。

　　“中国制造”的前途

　　《中国经营报》：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一直是低成本的象征，国际资本也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但近年产业升级呼声日高，《劳动合同法》也引发不少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永远只做外资的OEM（代工），甚至认为外资对民企有挤出效应。你如何评价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呢？

　　张二震：对于外资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中国一方面仍然缺乏把资金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很多领域仍旧需要向外资学习，另外一方面外资确实给中国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出口环节，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居于中等比较优势地位，正处于向次强阶段过渡的临界状态。”

　　产业升级和劳工权益的很多分析都很有道理，但是中国的国情也不容忽视。当前各国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高级要素获得高报酬、低级要素获得低报酬，分工收益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起强制“最低工资”引发外资迁移，不如用提升劳动力素质、提升产业层次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其次，随着外包大量涌现，研发、技术和营销都在逐渐外包，这是真正意义的 “生产国际化”，代工是普遍的经营模式，效益也未必差，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我认为重点在于哪一个片断、何种要素密集型的中间产品的代工，是否是代工不是重点。最后，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熊彼特就说过创新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中国企业现阶段更切实际的创新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中国经营报》：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国际经济，中国经济也在重新定位，你怎么看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优势？

　　张二震：我认为，未来20到50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仍旧是低成本的制造。如果我们认同就业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无限供给的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那么我们就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以自己现实的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此基础上，今后，中国要以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因而，培养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成为当务之急。